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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文学创作的“同质化”，不是对具体创作中某些共性进行简单的归类并加以否定，而是对那些缺乏艺术创见、思维固化、过度依赖既定经验的彼此类同的写作的质疑。“同质化”的存在，表明了当代作家超越意识不强，开拓精神不足，思考能力不足，由此导致作品的异质性不明显，影响了精品力作的出现。 纵观21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虽然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一元化式的审美趋同性，但“同质化”的潜流却越来越明显。这种“同质化”倾向，既体现在作家个体创作的自我重复上，也体现在作家群体对某些社会热点或文学类型的相互袭仿之中。它们所造成的结果是，作品数量增速迅猛，文坛也显得颇为繁荣，然而值得人们潜心研读的作品并不多，具有经典意味的优秀之作依然稀薄，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平提升并不显著。 作家个体创作的自我重复，一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较为突出的现象，并非21世纪以来才出现的痼疾。在个人化写作风格的笼罩下，一些当时颇有影响的作家，都曾出现过创作上不同程度的自我重复。像陈染早期小说中对女性私密经验的反复临摹，苏童中短篇里对香椿树街少年的不断书写，周梅森长篇小说中对官场风云的一次次叙述，看似故事各不相同，但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同质化”倾向。21世纪以来，这种现象有增无减。不仅实力派作家不断陷入自我重复的泥潭，一些文坛新秀在冲到一定高度的写作之后，也开始重复自己。譬如，在实力派作家中，叶广芩、刘庆邦、何顿、刘亮程等人的很多作品，都在自我创作中彼此相似。如果单独阅读他们的某部作品，人们都会觉得有一定的意味，故事也不乏新意，但是如果将他们近几年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整体细察，就会感到故事的营构方式、叙事语调、人物的性格面貌、作家的审美思考，几乎没有变化，不同的只是故事情节或人物关系。像叶广芩的《豆汁记》、《状元媒》、《太阳宫》等对北京旧城往事的书写，从母亲、女佣到邻居或亲戚，很多人物性格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故事情节也一律舒缓散淡，叙事语调则始终保持着某种自我陶醉式的优越感，由此形成了一种相似度极高的审美形态。刘庆邦一些“底层叙事”的中短篇也是如此。这些小说的通常模式是，一对夫妻或者兄妹、父女，总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事件产生情感隔阂，最终爆发冲突，由此凸现底层百姓生活的无奈和无助，其中的惯性化叙事经验和作家情感几乎成为一种不变的模型，让人无法看到创作主体的思想变化和自我超越的意图。何顿早期的一些小说中，人物关系、故事情节、叙述语调等，常常如出一辙，像《告别自己》中的雷铁、《喜马拉雅山》中的“我”、《生活无罪》中的“我”等，都是辞去中学教职后闯入商海的淘金者，他们都在世俗的欲望中起起落落，一方面似乎看穿红尘，另一方面又拥抱红尘，对拜金主义充满了缱绻与决绝。说实在的，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几乎可以相互置换，阅读也极易产生彼此混淆，自我重复的“同质化”特点尤为突出。曾因《一个人的村庄》而蜚声文坛的刘亮程，其后来的散文创作也一直盘旋在早期的经验书写中，像《虚土》、《风中的院门》等散文集，仍是对早期散文的自我复制，包括虚拟的乡村幻境、超然的生活姿态、都市的欲望解构……作家的思考力度、艺术思维和审美方式，几乎没有变化，看不到作家自我超越的痕迹。 年轻的作家同样也是如此。像叶弥、朱文颖、路内等作家，刚开始写作时起点颇高，很多小说让人耳目一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重复也日趋明显。如在叶弥的《明月寺》、《桃花渡》、《香炉山》等一些短篇小说中，主人公总是一位无所事事的单身女性，路过或来到某个江南小镇，在几天的小住中，她们又总是遇到有点特别的人，然后发生一些情感上的小摩擦，产生一些心灵上的小波澜。虽然在每篇作品中，主人公的内心体验颇为细腻、真切，但将这些作品整合在一起，便觉得只是一篇作品的不同翻版而已。朱文颖的一些中短篇里，常常出现的也都是一个情感虚空、心无着落的单身知识女性，她们总是迷恋某些略带封闭的环境，在幽静的氛围里自我怀伤；作家的情感、语调以及对人物生活氛围的营造，几乎没有变化。因《少年巴比伦》而备受关注的青年作家路内，对青春的叛逆、迷惘以及青年“亚文化”精神质地有着特殊的表达，但在随后的《云中人》、《四十乌鸦鏖战记》、《花街往事》等作品中，这种延续性的主题并没有得到深化，只是通过不同的故事情节将之重述，形成十分明显的自我重复。滕肖澜和张怡微对现代平民市井生活的微观叙事，细腻、鲜活，洋溢着日常生活的审美质感，但是读多了便觉得审美格调一样，思想情趣一样，基本上是一种模式化的产物。即使像马金莲这类刚刚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也开始出现不断重复，如中篇《长河》与短篇《口唤》，都是叙述有关宗教死亡的人生命题。这些重复，表面上似乎建构了作家的个人风格，实际折射了一些作家对既定叙事经验的不断复制以及艺术思维上的惯性特征。 除了自我重复之外，这种“同质化”写作，还集中体现在一些作家对某些社会热点或文学类型的盲目追捧上，由此形成一种作家相互袭仿、作品严重趋同的现象。最突出的体现在反腐小说、底层写作和网络类型小说三个方面。有关反腐小说和底层写作的“同质化”问题，笔者曾在专著《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以及《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底层写作仅仅体现了道德化的文学立场》等文章中进行过较为翔实的论述，并始终认为，“反腐小说”中确实有一些优秀之作，在揭露权、钱、色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同时，展示了邪不压正、贪婪必毁的正义伦理。但是，也有不少作品则一味地沉迷于人性欲望之中，将权、钱、色之间的隐秘纠缠演绎得惊心动魄，甚至奉权谋、诡术为人生智慧，视欲望为人生信念。在这些小说中，很多人物的人生志向，就是为了玩转各种厚黑学——他们要么巧言令色以笼络下属，要么俯首帖耳以谄媚领导，要么暗度陈仓以诋毁对手，要么巧施诱饵以玩弄异性，要么精研诡计以求加官晋爵……这类小说读多了，我们会发现，不仅故事大同小异，极似早期的黑幕小说，而且叙事格调也十分平庸，无非是以“反腐”为幌子，兜售各种人玩人的“诡术”。同样，在“底层写作”大潮中，很多作家写到“男底层”便是杀人放火、暴力仇富，写到“女底层”常常是卖身求荣、任人耍弄，不仅人物命运模式化，故事情节粗俗化，而且人物性格也是扁平的，不见温暖，不见尊严，一律大苦大悲，凄迷绝望，鲜有十分丰饶的精神质感。如果将这些写作倾向视为一种“新人民性”的追求，这显然是对底层平民生存状态理念化、片面化的图解，至少，它失去了“新人民”所拥有的丰富的精神内涵。④ 其实，不仅仅是反腐小说和底层写作中呈现出“同质化”倾向，即使是对某些特定阶层的人物形象塑造，也同样呈现出高度“同质化”的特点。譬如，对当前高校教授形象的艺术塑造上，很多作品都将之处理成虚荣、卑琐、弄虚作假、追名逐利的欲望之徒，犹如鲁迅《肥皂》和钱锺书《围城》中人物的翻版，而且叙事语调也基本相同，都是戏谑加讥讽。像张者的《桃李》和《桃花》，邱华栋的《教授》，阎连科的《风雅颂》，曹征路的《大学诗》，史生荣的《所谓教授》、《所谓大学》、《大学潜规则》，倪学礼的《站在河对岸的教授》，等等，都是如此。尽管这些小说在处理故事结构和人物关系时并不一样，叙事的艺术水准也各有千秋，但是，作家在面对高校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时，都呈现出一种比较明确的价值理念——教授多半是“叫兽”，只活在欲望中，与精英无关，所以在叙事过程中作家都是极尽讽喻之能事。这些教授形象，似乎天生就没有学术操守，没有求真意愿，从不对真理负责，更无家国情怀和知识分子担当，只是一些纵情欲海的超级选手。他们或嫖娼乱搞，生活极端腐败；或利用专业优势，四处捞钱；或蝇营狗苟，跑官谋权；或抄袭剽窃，争名逐利。一言以蔽之，他们都彻底颠覆了知识分子的基本伦理。这些作品不仅在故事营构上具有极大的类同性，对高校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也过于脸谱化、戏谑化，而且非常突出地展示了作家对当今高校教授生存状态及其内心困境的浮浅认识。其艺术形象“同质化”的背后，隐含了作家对笔下人物粗暴而草率的价值判断。 我们再看看近些年极为流行的网络类型小说，这种“同质化”现象同样非常突出。在很多类型小说中，只要某个类型中出现一两部走红的作品，该类型便在转瞬之间涌现出大量的争相效仿者，且绝大多数作品在故事情节、人物关系、审美意图上都基本相似，很少有能够将一种类型不断丰富和提升的异质性作品。如《鬼吹灯》、《盗墓笔记》一炮走红之后，便迅速涌现出《鬼打墙》、《盗墓之王》、《密道追踪》等众多类似之作，这些作品完全袭用了《鬼吹灯》中探险、玄秘、传说等基本元素，且均未超过它。《诛仙》成功之后，也旋即出现了《极品邪帝》、《剑心焚天》、《仙道雄心》、《盖世狂仙》等各种情节大同小异的仙侠小说。最具代表性的，或许是《杜拉拉升职记》的畅销，它引爆了职场小说的巨大空间，使这类小说风起云涌，出现了《步步惊心》、《圈子圈套》、《职场小虾变身记》、《浮沉》、《米娅，快跑》、《做单》等大量类似的小说。这些小说的基本内容都是将职场、商场、情场、名利场一锅煮，传达出来的生存伦理也都是同事之间的相互设套和彼此提防，只有利益，没有友情和信任。这类小说虽称“职场小说”，却极少关注职业操守、职业伦理，人物的存在价值和生存目标就是位置和收入，或者说是“管别人”还是“被别人管”。它从价值观念上透露出一种奉“诡术”为“智慧”的人际逻辑，不仅折射了创作主体的价值误区，凸现了作家精神格调的褊狭与低俗，还体现了作家艺术思维的“同质化”倾向。这种“同质化”思维，驱使一些作家将某些有违人类基本伦理的生存手段，盲目地奉为新的生存经验和人性面貌，并对现实和历史进行所谓的“艺术重构”。其结果，必将使读者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良知和信念产生怀疑。 新世纪文学之所以显得日趋“同质化”，当然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但其主要原因，不外乎市场化、信息化的文化环境和作家自身的主体意识。前者是外因，后者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为从根本上说，“同质化”意味着作家主体意识的孱弱，自我挑战、自我超越意识不强，知识更新和文化储备有限，艺术创新能力匮乏，致使自我重复和彼此袭仿成为写作的常态化行为。它折射了当代作家在主体精神建构上的自觉意识已日益淡漠，精神惰性和思维惯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写作的主要支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