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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会的代用刊物：联结京沪作家纳入到统一的新文学运动 文学研究会在北京的成立和《小说月报》在上海的改版，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两件事。原本分别在京沪两地各自进行的新文学活动，因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主编茅盾，与他的作者王统照的关系，而将两地的文学活动联结起来，进而纳入到统一的新文学运动中来。 《小说月报》集中发表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作品，在社会上有意无意变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代用刊物，以此为号召，吸引了大量的新文学家向《小说月报》投稿。当时一些有影响的新文学作品，基本都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如落花生的《命命鸟》（第十二卷第一号）、冰心的《超人》（第十二卷第四号）、庐隐的《灵魂可以买么？》（第十二卷第十一号）和《或人的悲哀》（第十三卷第十二号）等。很多文学青年正是看到了《小说月报》上冰心、庐隐、落花生、叶绍钧等作家作品，才萌生了文学创作的激情。丁玲在回忆《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对她的帮助时说：“我是他从来稿中发现的。”无独有偶，施蛰存也是因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在文学创作方面获得自信，从而走上了文学道路。 《小说月报》的改革版刊登了《文学研究会宣言》及其章程，随后发表的作品中，又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作品居多，当时很多人称其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刊物。对此，茅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发表的《关于“文学研究会”》中就澄清过，《小说月报》不是文学研究会的刊物，而是商务印书馆的刊物。但他认为，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所提出的“为人生的文学”这一主张，被很多文学研究会成员所接受。这种接受，其实是《小说月报》所体现的特色。换言之，一方面，《小说月报》的评论栏目、翻译栏目和通信栏目中，不断发表有关自然主义问题的论争以及相关的思潮介绍，从创作理念上向广大的文学写作者灌输有关写实的方法和理论；另一方面，在作品的发表上，也有意识地选择相关题材和相应写作方式的作家作品。如冰心、叶圣陶、落花生、庐隐、王统照等作家的作品，基本上沿袭了写实的方式方法。 比如冰心的一些小说作品中，尽管含有鲜明的理想主义浪漫气息，但被批评家阐释为“问题小说”之后，其现实题材这一面被突现出来，她也被视为反映现实的“社会问题”小说家，具有强烈的写实主义倾向。事实上，写实还是虚构，对冰心创作而言，并非最重要的问题。1921年她写就的《文艺丛谈》中，表达了她心目中的文学追求：“无论是长篇，是短篇，数千言或几十字。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可以使未曾相识的作者，全身涌现于读者之前。他的才情，性质，人生观，都可以历历的推知。而且同时使人脑中起幻象，这作者和那作者又绝对不同的。这种的作品，才可以称为文学，这样的作者，才可以称为文学家！能表现自己的文学，是创造的，个性的，自然的，是未经人道的，是充满了特别的感情和趣味的，是心灵里的笑语和泪珠。这其中有作者自己的遗传和环境，自己的地位和经验，自己对于事物的感情和态度，丝毫不可挪移，不容假借的，总而言之，这其中只有一个字‘真’。所以能表现自己的文学，是‘真’的文学。”也就是说，文学是不是为人生，是不是反映现实，对冰心而言，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她关心的是文学应该有个性，真实传递自己的心声。这样的创作观与文学追求，留有“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自由色彩，也有中国文学中的言志抒情传统的影响痕迹。 对照冰心的文学观与《小说月报》中茅盾等人倡导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两者之间是有差距的。但正如茅盾所说，《小说月报》不是同人刊物，也不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而是商务印书馆主办的文学刊物。它倡导和发表的文章，文责自负，对别人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或许正是这种松散而自由的组织和交流形式，新文学家们才能走到一起，交流经验，发表作品，共同探索，使得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新文学家有了一个共同的努力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