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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和门罗：有意选择的平衡 顺言之，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和我的同事们邀请了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访华，也曾向瑞典文学院推荐过心仪的中外作家。在所荐的外国作家中，我特别看好以色列作家奥兹。因为他的民族和解意愿令人钦佩。他努力选择不偏激、不极端的“第三条道路”，并认为生活的智慧首先是教人妥协。但是智慧的奥兹迄今未能获奖，甚至还经常巴以两边不讨好、遭人诟病。我个人揣测，最终影响评选结果的，除了十八位大评委（瑞典文学院全体院士，有时还因故不到十八位）和五位终评委，欧洲王室、西方政要、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意见较为重要，而所谓知名学术机构和文学教授的意见也许只能权作参考，何况瑞典文学院常常还会有所偏侧地选择推荐者。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与瑞典文学院和评委会颁布的遴选条例相去甚远（或谓相反相成）。 然而，且不说意识形态和获奖者参差不齐的事实，这样一个奖项，上百年执着地拥抱和重视文学这个“无用之用”，在如此重物质、重实利的时代，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其对文学的贡献不言而喻。这要感谢诺贝尔先生。然而的然而，它终究不是衡量文学的唯一标准。 如今，莫言得奖了，门罗得奖了，莫迪亚诺得奖了，以后还会有很多作家获此殊荣。这是瑞典文学院有意选择的平衡（地区或国别、语种和性别、体裁和内容，等等）。正因为如此，我选择了既不高估、也不低估这样一种评价。这是中庸之道。需要说明的是中庸并非原则的疏虞，而是尽可能中道辩证、客观公允、不偏不倚、进退中绳。单说在后现代主义解构风潮之后，理性主义和辩证法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真理的客观性遭到了怀疑。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还是世界文学，莫言和门罗等人的获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诺贝尔文学奖的某种转向。这种转向对文学当不无裨益。首先，莫言的获奖使中国作家开始进入诺贝尔家族；其次，门罗的获奖多少意味着古典传统的复归；而再次，莫迪亚诺的历史观依然是我们面对未来的重要依据。 但最后我还是要说：全球化浪潮汹涌，世界一体化势不可挡。因此，在世界文学市场的天平上，理想主义未必拔得头筹，其结果便是村上春树战胜大江健三郎、郭敬明战胜莫言、阿特伍德战胜门罗、米索战胜莫迪亚诺……这毫无悬念。诺贝尔文学奖即使由衷地“淡化意识形态”，也必定和参与本项目的诸位专家一样回天乏术！更何况淡化一种意识形态必定意味着拥抱另一种意识形态，就像反政治也是政治一样。当然，这不影响我们研究诺贝尔文学奖，研究这些被它经典化的作家作品。他们是说不尽的，其丰富性和复杂性或可反过来佐证诺贝尔文学奖所呈现的妥协、平衡及其诸多我们不得而知的努力。诚然，每年一个（最多两个）毕竟是大海捞针，偏颇和遗珠之憾在所难免，而后者或许恰恰是文学的有用与无用、继承与借鉴、守望与鼎新、写实与虚构、庄严与通俗、民族与世界等诸多因素梭动、碰撞、扬弃、化合过程中最可探讨的一环。因此，研究这个奖项的意义不仅在于奖项及其作家作品，而且必将由此及彼地对世界文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给出足资借鉴的不同方法与向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