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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费同情”的隐忧 白俄罗斯的阿列克谢耶维奇以非虚构之力，斩获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 异议不断。也许人们认为，为作家的勇敢颁奖，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似乎与文学无关，毕竟文学奖不是和平奖。但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真的跟文学无关吗？且存疑。先看异议。 大致的异辞无非有二端。酸葡萄心态忽略不计。 一端为反对意识形态支配并褒奖文学价值，这明显是中国式的创伤反应。在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实际上是“底层”文学的延伸，甚至与“报告文学”和左翼文学有隐秘的血缘关系。但为了避嫌，当下的纪实文学采用了非虚构（nonfiction）的表述方法，以将其纳入西式叙事话语体系内，对其内在的革命性和新型阶级趣味，避而不谈。这是害怕历史重演的本能反应。另一端则担心非虚构写作加速虚构文学的死亡，这是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的恐慌心态。美国从20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担忧非虚构文学对虚构文学的冲击，而今，虽然小说尚未死亡，但读者对非虚构文学的阅读兴趣大过对虚构文学的阅读兴趣，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究其深层原因，写作及阅读趣味的变化，恐怕跟悲观主义的盛行以及中产阶级的式微，直接有关。 异议后面，是隐忧。隐忧不无道理。非虚构写作的危险性在于，它非常善于辨认并挑选世俗意味上的苦难（亦即所谓的生存苦难），但稍有差池，文学便容易流于“立功”等功名事。本来是同情之事，如果受功名事诱惑，反会变成消费同情之事。对生存威胁最大的是贫困、饥荒、疾病、日常犯罪与战争等，从这里，挑选任何一种事实来书写，都会激起人道主义的义愤。阿列克谢耶维奇所选择的对象，苏联卫国战争（《战争中没有女性》）、阿富汗战争（《锌皮娃娃兵》）、核灾难（《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等等，无一不是人道主义框架下的“政治正确”。面临生存苦难，必须同情，这是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内压倒性的“政治正确”。但人道主义如果走向极端，就必然带有斗争性。没有多少人愿意看到，革命的发端，无一不带有人道主义色彩，但走向极端之后，人道无不转化为非人道。如果生存苦难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其它苦难及幸福快乐，迟早会成为革命的杀伐对象。人道主义确实高尚，但人道主义成为唯一的高尚，就有道德独裁的风险。拆除道德独裁的武装，对世俗道德规范提出抗辩，恰好是文学的追求目标之一。所以，人道主义与文学绝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保持高度一致。文学的同情心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是两回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