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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事实为依据的实证主义批评，巴特还讨论了批评的标准和功能问题。他首先把文学批评看做是一种关于文学话语的二级话语，它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如同逻辑学上的“元语言”与“对象语言”的关系。他进而认为，既然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作品这样一个语言形式系统，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那么文学批评的标准就不应该是“真”和“假”，而应该是“有效”和“无效”；批评的任务不是以外部事实为依据去揭示作品的历史真相，不是去发现作者的隐蔽意图，而是建立一种能够阐释作品语言的语言，一种自成一体的、“恰切的”“有效的”元语言，用这种元语言去“适配”和“覆盖”作品的语言；“我们可以说，批评的任务纯粹是形式的(这是它的普适性的唯一保证)：批评不是在那个被考察的作品或作者中‘发现’某个至今未被察觉的‘隐藏的’‘深层的’‘秘密的’东西，而仅仅是用批评者的时代提供给他的语言(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去适配作者的语言，即作者根据他自己的时代而建立的那套形式系统”；“批评不是要揭开作品，相反是要用批评者自己的语言完全覆盖作品”⑤。 正是巴特反朗松主义的理论立场和有关拉辛的个案研究惹怒了巴黎索邦大学教授雷蒙·皮卡尔(Raymond Picard，1917-1975)。后者不仅是朗松主义的信奉者，而且是拉辛生平研究和作品考据方面的权威，七星文库《拉辛全集》的主编，其学术代表作是出版于1956年的《拉辛的生涯——以当代文献为依据》。皮卡尔不能忍受巴特对学院批评的批评，也不能忍受巴特用一种前卫而晦涩的语言去评论最纯粹、最清晰的法国诗人拉辛。他于1964年3月14日在《世界报》上发表了挑起论战的第一篇文章，题为《巴特先生与大学批评》，主要是针对巴特的《批评文集》，又于第二年3月在《人文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挑起论战的第二篇文章，题为《拉辛或新批评》。在两篇文章的基础上，他于同年10月出版了一本更完整的抨击性小册子，名为《新批评或新欺骗》⑥。皮卡尔对巴特在阐释拉辛作品时使用的方法和语言极为不满，认为巴特的研究牵强附会，缺少历史严谨性，不可验证，没有科学价值；巴特把自己的主观看法强加给读者，把拉辛的全部作品简化为一个图式，一个“结构”，比如分为“阳光人物”和“阴影人物”，毫不顾及每部作品的特殊性和具体词语在作家那个时代的准确含义；巴特其人机灵有余，学识不足，他的“新批评”不过是借助意识形态又回到了老掉牙的印象式批评。皮卡尔尤其指责巴特使用混杂着精神分析、哲学和语言学的“伪科学行话”或“病理学行话”，认为巴特在阐释拉辛作品时的许多关键术语，比如“父亲”“血缘”“法则”，含义模糊，不知所云，最终不过是一种“隐喻式的批评”。皮卡尔的这本抨击性小册子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使得论战范围不断扩大，把公众分成了两大阵营，多家报刊都发表了支持皮卡尔的文章，而巴特的支持者则主要来自对新思想新方法感兴趣的大学生群体。 面对皮卡尔的严厉“查禁”和“近乎偏执”的“语言恐怖主义”，巴特更加体会到大学批评的专横和保守，感到有必要辩护和反击。他于皮卡尔的小册子出版的当月接受了《费加罗报》文学版记者的访谈，访谈标题为《以“新批评”的名义——罗兰·巴特回应雷蒙·皮卡尔》，这是巴特在这次皮卡尔事件中的首次表态。巴特对记者说：“皮卡尔主要是攻击我，因为我写了拉辛，而这是他的专属，是他的禁猎区，但我要声明，拉辛是所有人的”，“我是用我们时代的语言谈论拉辛，我使用的是结构分析和精神分析的方法”。记者问他，新批评到底想干什么，巴特援引瓦莱里的观点回答道：“新批评是一种价值批评，它特别关注的是过去的作品与现在的读者的关系。瓦莱里宣布：‘作品之延续，在于它能够以完全不同于其作者写出它时的样子出现’。事实上，是我相信人们今天还可以阅读拉辛的作品，我才是民族价值的捍卫者。”涉及批评语言是否可以用晦涩含混的“行话”这一问题时，巴特的态度很坚定：“我明确地说，在行话和平庸之间，我更喜欢行话”，在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彻底刷新了我们对人的认识的时代，“说某个人物有‘语义紊乱’，这太正常了”⑦。一个月后，巴特又在《新观察》周刊上亲自撰文，回应皮卡尔对《论拉辛》的指责，继续捍卫新批评的立场。这篇文章的标题为《不是你，就是……》，即把皮卡尔暗喻为拉封登寓言《狼和小羊》中那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狼。巴特写道：“事实上，皮卡尔的诽谤文章根本不涉及某个批评问题，而是在最低的层次上理解艺术、文学、诗歌、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