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斜行线———王安忆的大故事》张新颖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斜行线》这本小书涉及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同龄人，作家王安忆；另一个是张新颖，文学评论家，比我小十多岁，大约可以算作是有代际关系的。所以在本书前言里张新颖说：“王安忆和我是两代人。”我曾经说过，评论家的评论对象最好是同代人———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评论家的评论对象，不是学者的研究对象。这些概念是不同的。原因很简单，同代人是在同一个时代氛围下成长起来，作家创作的发生及其所要表达的意思，同代的评论家能够设身处地、比较直接地给予理解，他们对作品内涵的把握也比较准确。但这也不一定，尤其是像新颖那样的六〇年代生人，由于时代的错位，他们与五〇年代生人几乎是在同一个时代氛围，也就是在“文革”结束，社会上普遍弥漫着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环境下学习成长起来的。生活经验姑且不论，在理性的、思想的深度上，彼此间完全可以引起共鸣。当代文学三十多年的发展中，五〇后、六〇后作家评论家共领风骚的历程见证了这一点。不过张新颖还是强调了两者的差异：“当王安忆将注意力放到别人的经验上，特别是写市民世俗生活，她和她的个人经验拉开了距离，她的作品也就和我拉开了距离。”我由此想到了自己的阅读史。王安忆的作品最初打动我的，不是《雨，沙沙沙》，也不是《六九届初中生》，而是一篇不怎么著名的短篇《庸常之辈》，内容差不多已经忘记了，那时王安忆的笔大约还没有接触到“变态”，但是她对普通市民再普通不过的人生理想充满了同情，打动我的正是作家对“庸常”的正面理解。市民世俗生活与当时还是学生的张新颖拉开了距离，但并没有与王安忆的个人经验拉开距离，她写的“庸常之辈”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凭着这一点，王安忆倒是与当时许多狂热崇尚“精神生活”的女作家的创作拉开了距离，她的文学创作的起点可能不是太高，要平凡一些，但也宽广一些。如果说，我与新颖阅读王安忆作品的经验不仅仅在于个人兴趣的差异，那么，两代人(由于生活经验的不同)阅读的关注点还是有些不同的。 《纪实与虚构》:走出瓶颈后的创作技巧与理想 所以，当新颖将他评论王安忆作品的数篇论文单独结集出版，我还是饶有兴趣地读了这些文章，还是有新的感觉。其中最早的一篇，好像还是新颖在《文汇报》当记者时所写，那时候他写了一系列文学批评，也是他在文坛初露头角的时期。这篇《坚硬的河岸流动的水》是讨论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直言不讳对作家的写作理想提出质疑。我不知道王安忆怎么看待这篇批评，那时候王安忆的写作刚刚走出瓶颈，从一九八〇年代的自我经验中摆脱出来，延伸了寻根文学中获得的经验，从血缘、家族的探索中走向小说的新境界。《叔叔的故事》是她的写作道路的第一个里程碑，她清算了一九八〇年代弥漫文坛的时代病，接着就在《乌托邦诗篇》《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等一系列特立独行的创作里，开始了孤独而且艰难的精神探索。她提出的“四不要”原则集中体现新的小说诗学理想，是要在更广阔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虚构“世界”。很显然，这个阶段是王安忆进入最自觉写作的阶段。所谓“自觉”，就是指她已经设定了小说理想和审美目标，才进行实验性的小说创作，所以她自信地宣布，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此时已经成熟。张新颖作为一名记者，他敏锐地抓住了王安忆的小说理想，并且把《纪实与虚构》当作检验理想的“实践”，当发现小说实践还不能完美体现理想境界时，他委婉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以否定形式表达的干脆、利落、明确的写作理想，绝不拖泥带水的逻辑力量，以及所有的关于文学的理性化认识，如果把文学作品看成是流动的、波澜万状的水，它们就可以比作坚硬的河岸。坚硬的河岸本身即可以成为独立的风景，而且别有情致；但是当流动的水和河岸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往往观水忘岸。事实上，文学河岸自觉地从人的视野中退隐，并不意味着它的屈辱，它该做的就是规范水流的方向，不让水流盲无目的或者泛滥成灾。再说，无论如何优秀的河岸本身都不能产生流水，《纪实与虚构》从‘谁家的孩子怎么长大’这一问题进行逻辑展开，但这个问题的提出，如上面的作品分析，本身不是逻辑的结果。比喻的表达方式不免有些隔靴搔痒，但《纪实与虚构》确实让我感觉到了小说物质化的认识对于小说本身的侵害，在这部作品中，确实有一部分过于坚硬，未能为作品本身融化。” 张新颖还注意到，王安忆当时信心满满，她对批评家也提出了挑战：“创造，却是一个包含了科学意义的劳动。这种劳动，带有一些机械性质的意义，因此便具有无尽的推动力和构造力。从西方文学批评的方式与我们的批评方式的比较中，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们对待作品，有如对待一件物质性的工作对象，而批评家本身，也颇似一位操作者与解剖者，他们机械地分解对象的构造，检验每一个零件。而我们的批评家则更像一位诗人在谈对另一位诗人的感想，一位散文家在谈对另一位散文家的感想。”这里王安忆又一次宣布了她的小说理念：小说创作需要逻辑来推动和构造，还需要带有一些机械性质的意义。这个理念也可以陈述为：小说创作将放弃传统现实主义对所谓生活“本质”的阐述，转而根据客观生活本身呈现的材料作合乎逻辑的叙述，虚构一个新的世界。当作家把这样的写作理念与寻根、遗传、血缘、家族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时，她的创作倾向更接近于西方文艺思潮中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引起批评家相应的关注，因此，她有理由要求批评家也采用更加尊重文本的方式来理解她的文学，而不是传统的从理论观念演绎出来的批评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