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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是底色 亮是本色 李林荣：在我印象里，自上世纪90年代“新散文”兴起，你就一直闯荡在散文里，开始以理论批评为主，后来转到创作，而且创作上也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这一步步是怎么走的？近年聚焦到以故宫为主要题材、向历史和艺术做全面生发的这条独特的创作路线上，作品源源不断，社会反响也很热烈，过程里有些什么重要的感受？ 祝 勇：先回顾一下。我对历史文化的关注大概是从2001年开始，那时候出了一套《深呼吸丛书》，张锐锋、周晓枫、庞培、我，一人两本。我的两本是《遗址》和《凤凰》。书里的作品实际上是90年代中后期写的，那时候我就开始在写作方面关注传统文化、历史文化了。2005年我从出版社辞职之后，仗着年轻又有时间、有激情，就大范围地游走，往好听了说叫田野调查。这的确是更深切地了解乡村社会、风土民情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机缘。 我现在奔50了，让我再这么翻山越岭，恐怕难有从前的体力和激情。那时候走得很快乐，虽然不像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就是完全靠个人，走到哪儿算哪儿。这段经历我觉得挺重要的。当时的写作相对来说比较散，从一个大地人文的主题下展开。《十城记》写城市变迁，反映传统文化逐渐消解的历史过程，《蓝印花布》一类写乡村，基本都是那个时期写出来的。 李林荣：我读那套书的感觉是，用行踪记述加上你自己在现场的感受来构筑篇章，这种写法确实跟90年代初的《文化苦旅》有点像。不过《文化苦旅》是着力渲染悲情，渲染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里的悲剧性精神体验。你那套书里面看不到多少《文化苦旅》那样的“苦”，相反倒是自由洒脱的一面表现得比较多。 祝 勇：我们都是从校门到单位门，经历比较单一，从学校里面成长起来，眼界相对比较狭窄。如果从事文学创作，还是有很多的先天不足。一下子放出去以后，看见什么都非常兴奋，尤其那些乡土当中最淳朴的东西。比如说在藏区，看到人家一个女孩子出生要种一棵树，我就写《美人谷》，树林就越来越多，一年一度花开花谢，人已经不在了，但陪伴过她生命的那棵树仍然在。现实乡土当中有很多让你觉得特别震撼的东西。要发现这些确实是苦，可能比《文化苦旅》还苦，那真是翻山越岭。有时候到一个村子里去，天黑了还没走到，看着近，走起来很远，或者是下一个村子你根本就看不见。有时候一个人走、有时候结伴，没法提前计划，所以是真正的苦旅。 那时候民风淳朴，比如说在山上坐在石头上休息，遇上一个老太太路过，她背着柴过来，就会把怀里的馒头拿出来给你。那种淳朴真的是让你无法想象，不需要任何语言交流，它是一种习惯。走到谁家住谁家，根本都不用打招呼。我到过一家，他把结婚的时候盖的被子拿出来给我盖，因为他觉得外面来的贵客不能怠慢。第二天走的时候给他钱，他绝对不要。这是些很平常的经历，年轻时候对自己的社会视野是一个极大的丰富，在文化上也有了更深的感受，不是那种书本上的简单的接受，而是得到了很多有温度的切身感受。苦是一个底色，但本色是很亮的，是很激动、兴奋的一段经历。 李林荣：涉及的地域多了，所以人文地理志的风格突出起来了。相较之下，你刚才说的这些主观色彩很鲜活的感受，在那些作品里面好像有点被掩盖了。 对比你后来对故宫的书写，你前面这段写作更具个人化特点。现在你写故宫，每篇都要处理很多史料，加很多注释。你刚才讲的这部分内容，写起来挥洒个性的自由度就更强一些。从写作肌理上来讲，这和标准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更近一些，个人化的视角也更容易贯彻得通透一些。 祝 勇：我写进了不少直观的感受。后来我都并入《西藏书》了。当然里面也讲了历史、文化、建筑。比如说写布达拉宫，我跟宁肯还探讨过，我一开始写的是“一处高处的纪念碑”，但宁肯说布达拉宫像一架架在山顶的钢琴，我说这个感觉更好，因为有音乐性了。这个阶段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在文字上开始很讲究了。另外，我对各种地域文化的认识有了一个直观的体验，这也是特别重要的。后来这样的游走还在延续，包括进故宫以后，但不是主要的了。比如说在赣南参加千人宴，这都是我们乡土民间非常美好和令人震撼的东西。端午节的时候，一个村子开1000人的宴席，把所有的桌子接起来，在他们的城堡，也就是赣南的围屋里面，摆千人宴。这真是乡土中国的感受，靠血缘、靠亲情连接这种情感支撑起来的一种文化仪式。在文化上，实际上这几年的游走又让我念了一个学校。 李林荣：你这部分写作延续的过程，也就是你个人的写作趋于风格化的过程。当时整个文坛、整个文化界都有一个世纪回眸、甚至千禧年大结账的反思和审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潮流。另有一些写作者把跟你相似的经验问题化了，形成了后来看到的“梁庄叙事”式的非虚构写作一脉。它们揭示的问题是乡村文明在溃败、乡村社会在病变，城市把他们给遗忘了，伴随城市化的过程，乡村文明出现了退化。梁鸿写的只是中原地区一个省份，你写的那些都是面积很广大、涉及人群很多，在社会文化坐标上更具边缘性，但人文地理意义上的覆盖面却是更大的一个疆域。 但后来你这部分写作跟梁鸿他们的写作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分野。现在既然没中断这个系列，是不是将来还有重写的打算？重新回过头用另外的方式再去处理一下这些素材？ 祝 勇：我这段写作是比梁鸿的非虚构稍微早一点，从内容上也有不同。梁鸿是更多地面对现实的中国乡村面临的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她比较关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人的命运。我更多是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来体验乡土社会，把乡土社会放在历史纵向的维度里面。实际上，我的感受和作品表达出来的意识，并不那么悲观，因为我在行走当中感受的完全是相反的东西，就是一方面在破坏，我的《十城记》就是写城市破坏的，现代文明带来的一些传统价值的丧失和破坏。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价值，还很强韧地在生存，比如说我写的千人宴，尽管城市生活使我们人情越发淡薄，但是通过千人宴你可以看出来，那种人与人的情感纽带非常强韧，而且很有激情。完全是人和人之间无缝对接，是无法改变的亲切和信赖，就像你的亲戚或者是孩子一样，这也是现实一种。我们有时候看到了硬币的一面，没有看到硬币的另一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