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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优秀的传统文化到战斗的革命文化，再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这一精神光彩和思想酵素的还原与再生。特别是进入现代以来，革命力量的激荡和创新热情的勃发，更为文艺创作实现新提升和大突破氤氲了适宜气候，创造了有利条件，形成了温润环境，积累了丰厚土壤。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的、进步的、先进的文艺家的出现，就是在这一特定时代条件下所结出的文艺硕果。这些杰出的作家连同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贺敬之等艺术家，共同构造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的新阵营与大格局。他们的创作虽然各有千秋，但一个共同的优势和特点，则是身在生活，心系人民，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精准把握历史的走向，直接参与社会的变革，深切领受思潮的洗礼，并据此而作出评判，抒发情愫，充分调动艺术手段对生活和时代加以诗意化、哲理化、典型化的写生与描摹，特别是通过思想触角和美学气韵而强烈地艺术地将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加以形象化、立体化的展布与表达，从而在增强文化自信之定力与质感的同时，更使文化自信得以融入生活、植入心田，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爝火和中国人的性格底色，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这种自信和自豪，我们不仅能从优秀的文艺作品中获得感知，而且它更深深地渗濡在我们的性格与言动之中，成为我们的思想圭臬与行为范式。从杜甫的《望岳》、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到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从《三国演义》的舌战群儒、火烧连营，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赵子龙鏖战长坂坡，到《西游记》中唐僧师徒虽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而仍不改初心、执意取经，并终成正果；乃至现当代文艺佳作《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红岩》《红旗谱》《雷锋之歌》，就连李苦禅的“雄鹰”、徐悲鸿的“奔马”、张大千的“清荷”、黎雄才的“劲松”，关山月和傅抱石的《万山红遍》《江山如此多娇》等，也都充盈着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与自信心！ 文化自信不仅是一种理念，它更主要、更普遍、更本质、更常态的，则是一种心志、气质、精神、誓愿。文艺作品中所描绘、所表现的先进人物和英雄气概，所摹写、所激扬的清明环境与高尚品格，所渲染、所讴歌的刚健情愫与纯正心态，在本质上便都是对文化自信的艺术化诉诸与形象化表达。当我们站在《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国画前极目观望时，当我们耳畔响起《红梅赞》《绣红旗》的嘹亮歌声时，当我们聆听《雷锋之歌》《十月赞歌》《桂林山水歌》的诗歌朗诵时，当我们在《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白鹿原》等长篇小说中同江竹筠、朱老忠、林道静、梁生宝、杨子荣、杨晓冬及金环银环们耳濡目染、心会神交时，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便会从内心深处喷薄而出、升腾而起，并使周身充满足以压倒一切、战胜一切的力量与勇气。这是什么呢？这便是文艺对文化自信的艺术化、具象化构建过程与审美化、大众化的传播方式。文艺的这种大众化传播方式，是任何其他文化形态都无法比拟的。像《红岩》《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创业史》等长篇小说的印行量，都在千万册以上；像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已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定格为永恒的精神架构与情感热流；像《白毛女》《江姐》《万水千山》《长征》等剧作和影视，皆已成为人们力量的源泉和信念的依托。抗战结束后，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未曾开谈，即以先行发表的《沁园春·雪》而在精神和信念上击垮了敌人，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与强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而文艺，则恰恰就是在实现这种个性化、柔性化转换与升华时发挥着独特而巨大的作用，它“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并务求自己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成为中华民族最深沉、最广泛的精神追求，成为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并足以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潮头与先导。 文艺必须如此，文艺必然如此，文艺必定如此。因为“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而文艺的形态和形式又最便于和宜于走向社会、深入群众，让人们在艺术的欢乐和审美的愉悦中欣然接受与谙然融通，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养心、明德、激志、增智的综合效应与全频感应，进而从心灵深处和精神高处培植昂扬的自豪感，筑砌坚定的自信心，陶冶先进的价值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