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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与流变——基于文学语境对“历史”理论的观察与考量(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南方文坛》 李仰智 参加讨论

    二、本体与认知或思辨与分析
    以上是对“历史”一词在发生学意义上的考量。那么,时至今日,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在哲学史上又是持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呢?并且,这期间,对“历史”内涵的指认都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变迁?
    历史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在历史哲学的范畴内一直存在着理论上的分歧。我们现在通常谈论的“历史”,包含有两种意思:一是指历史的客观存在。即,人类出现以来经历和创造的所有事实,涵盖了人类的全部过去;二是历史的回忆和思考。即,人类是如何将经历和创造的全部过去加以保存和解释的。换句话说,历史包括历史的本体和对历史的认知。
    在漫长的繁衍和劳动过程中,人类对自己的认知一刻也没有停止,当这种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活动进化为一种自觉的专门的学问时,就是我们眼下通常所谓的“史学”。任何一门学科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史学也不例外。同样,和两种历史认知相对应,历史理论也分为两种:一是关于历史本体的理论;二是关于历史认识的理论。由于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同时,人创造的历史也由人来书写,可知:历史本体的理论即人是如何创造历史的,或者说人经历和创造的历史是怎样的;历史认识的理论即人是怎样写历史的,或者说人经历和创造的历史是如何被回忆和表述的。
    对两者的区别,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W·H·沃尔什有过精确的说明:“前一个术语所关心的是研究自然事件的实际过程,着眼于构造一种宇宙论或者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明自然界。第二个术语,其任务则是对科学思维的过程进行反思、检查科学家们所使用的基本概念以及这类的问题。”[5]上述的历史本体理论和历史认识理论构成了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两者之间的关系紧密缠绕,相互交融,互为表里,互相促进,“通过回答人怎样创造历史,历史理论可以指导人们具体地去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而通过回答人怎样写历史,历史理论可以帮助人们对历史认识或历史研究活动本身进行批判。”[6]
    同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历史理论并非固定不变之物,它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不断修正旧的内容,增添新的内容,不同的时代和社会有不同的历史理论,就是同一时代、同一社会,有时也可能有不同的历史理论。归根结底,一个时代的历史理论是时代条件、社会现实以及对前人历史理论批判继承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当历史理论上升到哲学层次,被称之为历史哲学。1951年,W·H·沃尔什在著名的《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按照上述历史的两层含义,第一次将历史哲学分为两支:以斯宾格勒、汤因比为代表讨论人怎样创造历史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以克罗齐、柯林武德为代表讨论人怎样写历史的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的这种区分事实上是当代才出现的一个现象,在20世纪以前,历史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大致相同,都是力图用哲学的思辨来把握宏观的历史过程,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则基本上是20世纪的产物。
    思辫的历史哲学于18、19世纪占据哲学认识的主流,其着眼的是历史的客体,注重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研究,并试图从中找出理性的原则和规律。“他们认为,历史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历史事件的详细过程写出这样一种叙述,要表示出来它那‘真正的’意义和‘本质’合理性”。[7]这种历史哲学是历史决定论的,历史目的论的,客观主义和本原主义的,其主要哲学观点有四:一是认为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相信人类的历史是“进步的”历史;二是赋予历史进程一个“最终目的”,其实质是以这种“目的论”并以“历史的终结”的名义说服人们为所谓的“未来”勇于牺牲自己的现在;三是认为历史具有“客观必然性”,整个历史的演进都是为了实现最终目的,其间有“因果关系”,是必然和必要的;四是认可“本原主义”的历史观,即总是想象出一个事物历史的源头,并将其于历史的发展联系起来,用以强调这个“历史本原”的稳定可靠。[8]
    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着重分析了文化的宿命,在他看来,文化为何起源、如何生长这类问题是人的理智无法探求的宇宙秘密,所以他对这类问题不太感兴趣,侧重于宇宙与小宇宙的关系如何激发了文化的兴起,又促使文化的衰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则主要讨论了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原因和机制,研究了新旧文明的交替继承,通过这样全面的研究,来回答西方文明的前途和命运问题。[9]
    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超越了以往历史哲学的实证研究,把重点转到了主体如何认识历史客体的问题上来。德国历史学家亨利希?李凯尔特就此曾明确提出将自然科学和文化-历史科学区别开来,他说:“历史学家不仅应当为了现在和将来而把过去连接起来,而且应该真正对过去做出评价,也就是说,要从自己的理想观点出发来估量过去的价值” 伽达默尔也认为其“洞察到了所谓认识主体具有客体的存在方式,因而主体和客体属于相同的历史活动”。[11]
    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分为“深化历史主义”和“反叛历史主义”两个层面的取向。“深化历史主义”是一种有机论的历史观,表现为从历史主义的思想传统内部对其进行反思批判的种种努力,呈现出远离科学而与典型的人文科学的文学结盟的倾向。他们无不强调历史与文学的通约性和文学在历史理解中的重要作用,不仅“诗具史笔”,更要“史藴诗心”。[12]他们敏感地抓住了心灵体验对历史阐释的不可替代性,“用心物交融的观念对抗机械观的物质观念,主张到时间的流逝中去体验历史的深邃”。[13]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深化历史主义”可以说是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批判和反拨;“反叛历史主义”主要有感于人们背负着沉重的客观历史主义的重负,提醒人们必须通过反思整理自己的思想,着重抨击了缺乏反思的客观历史主义和历史决定论。它的代表任务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提出了“谱系学”的方法,“反叛历史主义”以及这种“谱系学”的方法后经福科的阐发对新历史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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