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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在《就业、利息、货币通论》中说过一段很有意味的话：“讲求实际的人们，自信在相当程度上可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可是他们往往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奴隶。掌权的疯子，凭空妄想，其狂想只不过来源于若干年前的拙劣学者。”把这句话稍微推广一点，不妨这么说，文学中时代客观性错觉，很可能只是一些写作者的肤廓命名，然后被缺乏反思者在内心制为定谳。 很不幸，就是这些人为划定的时代界限，却在大部分当代小说里作为客观因素被接受。写作者往往借用了教科书式的刻板时代划分而不自知，还以此为框架填充进了自己的文学材料。这样的被动填充方式，即便作品在某些方面写得再好，也并不 “以个人为基点去进行艺术或文学求索”，只是一个固有结论的完美证明，从而会极为明显地影响文学作品的品质。误陷时代客观性错觉的作家，能够写出的，不过是屡经定义的大时代里的小故事。 如果我在这里提到《白鹿原》，提到《古炉》，提到《炸裂志》，不知道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那就只举知青小说为例吧。大多数知青小说中的人物，仿佛早就知道了（即便隐隐约约）一条厄运结束的红线，跨过这条红线，前途将一片光明，那些在作品里早逝了的亡魂，无非是不幸没有等到厄运结束的一刻而已。这样的写作，当然忘记了知青们置身的，其实是一个没有确定未来的当下，前途未卜，命运叵测，并不知道他们在此间的生活是否会继续下去，继续下去又会如何。循此推演，几乎可以发现，当代大多时间跨度较长的小说，都有那么一条后设先至的命运红线，因而人也就无可逃脱地会撞上客观性时代的铜墙铁壁。 在《向易洛魁族人致歉》中，奥登描述过一个“知识纨绔子”的形象。这类人既不有意跟人趋同，也不刻意与人立异，他们“身上的共同点就是他们跟其他人绝不相同”。并且，“就定义而言，纨绔子是无弟子可收的：他能带给别人的唯一影响，就是作为如何活出自己的一个榜样”。所谓文学中的时代必然，根本上是表达一种吁求，一种对独创力的呼唤，一种对写作上的纨绔子的呼唤。他要求写作者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人，从而能够作为如何写出自己的一个榜样。 文学作品的独创性本来是一种卓越的努力，就像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中说的，“是叠加在自我之上的更高的顶点，这个自我与他同一世代人中中等才能的人的自我原本并无二致；不过，这样的自我，这中等才能，原本就存在在他们身上”。如果一个人身上的创造性受制于中等才能者给出的客观时代，也就不难想象，那个本来就存在于人身上的平庸的自我，将大面积地覆盖写作者的卓越努力。“当我们在每一页书、人物出现的每一种情境，看到作家没有对之加以深化，没有在他自身对之进行思考，而是运用现成的表现手段，从别人——而且是一些最差的人那里取得的东西作为提示，如果我们没有深潜到那静谧的深处……他就只能满足于粗陋的表象，这种粗陋的表象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都把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给遮蔽起来。” 要避免在粗陋的表象里沉沦，文学写作，甚至任何一种写作，就必须试着打破时代客观性的铁幕，让生活之流淌进蔓延的日常，从而得以体贴人物在时间之中经历了怎样的生活，这些生活带来了何种复杂的滋味。惟其如此，生活才会从被切割的条块状态变成绵延的时间之流，它不再是什么时代的特征，不再是错误和对错误的纠正，不再是时代起伏的佐证，而是一种常恒的、流动的、你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是人们需要日日面对的，每个人都不得不经受的命运。也惟其如此，文学作品中的时代也才不只是社会变迁的写照，而是一段风尘仆仆的光阴，有人世的风光荡漾，即使悲苦，也有属于自己的骄傲自足。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组稿：许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