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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所谓时代的客观性错觉，即时代仿佛是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的客观事实。误陷时代客观性错觉的作家，能够写出的，不过是屡经定义的大时代里的小故事。 虽然不像霍布斯的《利维坦》那样有具体的指向，但文学中出现的“时代”一词，却在不断的使用中变成了一个不需要所指的存在，像是一台由人的技艺和智慧锻造而成的骇人怪兽，吞噬着文学最细微复杂的部分，也就是文学作品最动人的所在。对大部分现代以来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叙事性作品来说，似乎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骇人的、被称为“时代”的怪物。这个怪物会撕咬人的每个具体感受，并粗鲁地把一切具体装进它的外衣。丢失了具体感的人们，只要敢把手伸进这时代怪兽的上下牙齿之间，他们具体感就会被毫不犹豫地吞没，并进而逼迫人对时代产生客观性的错觉——也即时代仿佛是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的客观事实。 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变动太过剧烈，也太戏剧化了，时代本身的巨变仿佛就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的情节。只要选好了时代节点，一台好戏差不多已蓄势待发，很难期待一个人能从时代中挣扎出来。说到这里，你会不会想到茅盾的《子夜》，想到老舍的《骆驼祥子》、《茶馆》，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甚至孙犁的《铁木前传》，会不会想到当代文学史上诸多现象？ 漫长的百年光阴，在客观性的时代错觉之下，最终会只剩下了几个典型的情景、典型的情节、典型的人物，并且大部分时候，这些典型的指涉都有规范的指向，只要在阅读中看到几个符号，我们就不难判断这些事情发生在哪个时期，有什么灾难正等待着作品中的人。 除了少数作品，这种对时代的典型提取，难免会高度压缩，极度提炼，表现在叙事性作品上，就是社会环境会突出，人物性格会鲜明，情节会集中，调子会高亢。绵延的生活之流即使在极端条件下也自我维持的舒展和从容消失了，时间和情节的节奏会不自觉地进入特定的轨道，删除一切旁逸斜出的部分，剩下的只是意料之中的时代起伏。 那个困扰李鸿章的、至今尚未结束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现代以来的文学写作中，几乎变成了固定时代公式的背书。人们往往把不同时期发生的事情调换编年，赋予统一的历史顺序，纳入一个话语权拥有者后置设定的历史分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