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诗是从传统诗歌母体中诞生的新生婴儿 新诗舍弃了旧体诗的格律、语言、创作经验等传统方式，这种与传统的割裂，引发了很多人的反思，对此，您是怎么看？ 叶延滨：中国新诗是从传统诗歌的母体中诞生的一个新生的婴儿。这个新生的婴儿，不是传统诗词的自然延续，而是在一场大革命时代的“剖腹产”。看似与传统的“割裂”，也是所有新生儿必然的剪断脐带的手术。那把剪刀就是西方现代科学思想与西方现代民主观念以及西方现代诗学等新思潮对一个封建帝国的冲击。处于封建中央帝国封闭状态的精英文化，中国传统古典诗歌已经发展到自己精美绝伦的高度，古典诗歌的整齐、规矩、对称、起承转合等所表达的中庸、平和、统一和稳定，恰恰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态高度发展、封建秩序严格分明、封建伦理缜密井然这种社会形态的鲜明体现。20世纪初叶，随着中国紧闭的大门逐渐打开，格律严格、形式严谨、文言书写的古典诗歌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冲击。胡适首先提倡用白话写作诗歌。郭沫若于1921年出版的《女神》则成为中国新诗最重要的标志性作品，不仅在形式上与古典诗歌窠臼完全断裂，而且在精神上展示了中国知识份子受到歌德、惠特曼等世界大师的影响，开创中国浪漫主义诗风。从此，传统古典格律诗歌大一统的诗坛，出现了自由体并且以现代口语为主的中国新诗。尽管与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诗词相比，百年新诗还是个毛头小子，但他毕竟“割断脐带”，自立门户了。 现在一些诗人提出要复兴中国古诗的传统，您是否认可？新诗如果向旧体诗学习，主要是汲取哪方面的营养？ 叶延滨：中国新诗出现之初，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些否定传统的大喊大叫，其实有其合理的部分。世界上没有人指摘新生婴儿的哭闹，每家都养过孩子，新生儿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不是笑，不是拍巴掌，而是哭，是闹，是叫，这孩子一哭一闹一叫，爸妈高兴了，爷奶也高兴了。也没有人指摘少年时期的叛逆，青春期叛逆，对已有的东西怀疑、否定，这些都是新生命的证明。因此过多指摘新诗草创期的过激，只是证明缺乏对新事物的了解。新诗确实是与旧体诗词不同，喝着西方现代思潮的“狼奶”成长起来的新文学样式，新诗叛逆式的宣示虽然过激，却有破旧革新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承认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诞生，经百年风雨洗礼的中国新诗是与传统诗词不一样的新文学。 同时，我们也要明白，中国新诗是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诗歌的合法继承人，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并不能改变其文化基因的中国属性。因此，新诗应该向传统诗词学习传统，正如当代的传统诗词也应该向新诗学习创新。背诵一万句“飞花令”，那一万句还是别人的，而写新诗的诗人必须写出自己的诗，那怕只有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去寻找光明”。因此向新诗学习创新，同样也是复兴传统诗词的必由之路。 新诗在发展中，对格律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有的主张“带着镣铐的跳舞”，有的主张彻底打破旧体诗的格律。现在有评论家说：“新诗之未能成熟，就是吃了打破一切诗的格律的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叶延滨：中国新诗百年，之所以能“独立门户”，重要的是表现出与传统诗歌的区别，一是自由体，二是日常口语白话入诗。自由表达和与现实语境直接发生关系，是新诗的重要的立足点。当然也可以用尝试用格律写口语诗，但那是传统诗词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的课题之一。没有自由表达和自由精神，就没有中国新诗。当然，怎样在自由表达中找到最好的表达，这也是新诗正在努力，尚未完成的愿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