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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给新诗带来的动力远大于浪漫主义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问题。照理说，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都是来自西方的东西，但是人们往往会有种错觉，浪漫主义有本土性，现代主义则是地道的舶来品。殊不知，现代主义给中国新诗带来的动力要远大于前者。回顾新诗的发展道路，大概有两个外来源流：一个是留学英美的诗人，如胡适、闻一多、戴望舒等，他们所传承的基本上是英美的浪漫主义传统，所以后来以闻一多、徐志摩等为核心形成了“新月派”，注重形式感、音乐性、建筑美等新诗的影响。而留学法德的一支，如李金发、戴望舒、艾青等，则逐渐形成了“象征派”到“现代派”的传统。再到上世纪40年代的冯至，是他们将新诗推到了蕴藉、象征、内在且现代的境地，也与中国古典传统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给新诗带来了更多动力。若说“资产阶级传统”的问题，浪漫主义有可能与资产阶级有关，但象征主义与现代主义恰恰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的，因为有很多是底层的、边缘的和无产阶级的。 上世纪80年代曾猛批现代主义，而正是现代主义给中国当代诗歌带来了复兴。当代诗歌之所以能够熔古铸今，催生出了一大批重要的诗人，像食指、顾城、舒婷、杨炼、多多、欧阳江河、翟永明、西川、海子等，都是因为现代主义运动的结果，是不时中断又不断重新涌动的现代主义诗潮在当代中国结出的硕果。而且就中国固有的诗歌传统而言，更接近于象征主义。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发生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恰恰有许多复兴传统的典范例证。像纪弦、余光中、羊令野、郑愁予等，都写出了非常富有传统神韵的经典作品，如郑愁予的《错误》就是用了象征主义的含蓄与隐晦，复活了一个古老的“过尽千帆皆不是”的戏剧化场景，将古人的思妇主题，与现代的故园之思、文化乡愁融为了一体。显然，在新诗的百年华诞之际，我们有理由要以开放的胸襟，以更加深远的眼光，更加客观的尺度，来进行估量。如此才能使之走出更宽广的道路，收获与我们的时代和传统相匹配的成就与成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