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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的“宁馨儿” 有关新诗成长的话题非常之多，这里只能捡一两个角度来说一说。首先是外来与传统的问题。作为中西文化的“宁馨儿”，新诗的诞生中有一部分就是源自翻译语言，源自外国诗的。“五四”时期的诗人如郭沫若等，甚至喜欢夹杂大量的西文词语。但天然地，它当然也拥有母语的根基与元素。所以，所谓中西交汇、传统与外来的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假问题”，因为它是本然，是无法否认和改变的客观事实，因而也是无需论证的。但在蕴生和成长的过程中，两种基因与元素的互动，却是处于变量之中的。比如在上世纪30年代戴望舒笔下，显然就比“五四”时期的白话诗人更注重传统，他诗歌中对于古典意境、意象的融入，就已经显得非常自然和娴熟，比之1925年前后的李金发，也更像中国诗歌，而不是翻译诗歌。在李金发的《弃妇》中，波德莱尔式的黑暗与幽僻，阴郁与荒寒是非常典型的：“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黑夜与蚊虫联步徐来，/越此短墙之角，/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后，/如荒野狂风怒号：/战栗了无数游牧。”仿佛是法国象征派诗人的“硬译版”，李金发的诗中充满了冷硬的现代意象，与中国诗歌的传统之间，显然出于一种出走和断裂的关系。但仅仅数年后戴望舒的诗中，就有了大量的古典意象，如《秋夜思》一篇中，就先后化用了杜甫和李商隐的诗句，来营造其与传统之间绵延与致敬的关系：“谁家动刀尺？/心也需要秋衣。……谁听过那古旧的阳春白雪？/为真知的死者的慰藉，……而断裂的吴丝蜀桐，/仅使人从弦柱间思忆华年。”母语之美和传统神韵的找回，对于新诗的成熟是至为关键的。自兹始，新诗的语言也开始变得老练起来了。 民歌传统的寻找是另一个要道，但很多年中我们对于民间的认识，只限于表面的风格化理解，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民歌的学习，多数不得要领。反而是在八九十年代，民歌的元素在诗歌中出现了复兴。很多青年诗人的作品中，都融入了口语的和诙谐的民歌元素，给当代诗歌带来了新鲜的活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