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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不读书”与“以士为吏” “金朝取士止以词赋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读书为他文。尝闻先进故老见子弟辈读苏、黄诗，辄怒斥，故学者止工于律、赋，问之他文则懵然不知。”（《归潜志》）从这里可以看出金代文人读书风气之败坏，特别是在南渡之前，已经到了很荒唐的地步！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功利性的风气呢？这与当时汉族文人的社会处境有着直接关系。女真贵族都有世袭的职位如猛安、谋克等，而汉族士人欲入仕途，唯一途径就是科举，科举自然就成了关乎士人身家性命的关键，这对金代士人风气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进一步看，即便汉族士子能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也往往处于朝廷的边缘化境地，进入不了女真统治集团的核心。史料记载：“金朝近习之权甚重，置近侍局于宫中，职虽五品，其要密与宰相等。如旧日中书，故多以贵戚、世家、恩幸者居其职，士大夫不预焉。南渡后，人主尤委任，大抵视宰执台部官皆若外人，而所谓腹心则此局也。”（《归潜志》） 更有甚者，如赵秉文这样的名臣，都有过因为“误粮草事”而被当时权臣术虎高琪当众杖责四十的屈辱经历，而赵秉文除了“大愤焉”，亦是无可奈何。这样轻视文人的行径在汉族统治格局中是罕见的，而贯穿金代始终，这种情况都一直存在。史籍中关于李纯甫等人的记载亦往往都有“不得志”云云的论述，每个人“不得志”的具体原因或有不同，但其根源大抵在此。 这种轻视文人士大夫的态度更典型地体现在“金代以士为吏”的习气中，这在封建时代是对进士人格的极大羞辱。金大定年间，太师张浩杂用进士为省吏，其出发点本来是好的，希望有品节的进士能够纠正过往胥吏中贪污腐化的不良风气。但问题在于，既然以进士为胥吏，就应该以对待进士的态度对待胥吏，而不应该以对待胥吏的态度对待进士。 如此一来，胥吏中的不良风气能否改正尚未可知，“以胥吏待天下士”却必然使得士人的品节受到折损，如《归潜志》中所云：“南渡后，宣宗奖用胥吏，抑士大夫，凡有敢为、敢言者，多被斥逐。故一时在位者多委靡，惟求免罪，罟苟容。迨天兴之变，士大夫无一人死节者，岂非有以致之欤？”到了天兴之变时，“士大夫无一人死节者”，这种结局应当正是士人品节长期受到折损的必然后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