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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中后期诗坛上，出现了以赵秉文、杨云翼为首的倾向于“师古”的一派与以李纯甫、雷希颜为首的倾向于“师心”的一派之间的论争。这场论争在当时的文坛影响很大，也是金代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赵李之争虽然主要是文学领域内的论争，但把这一论争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似乎能够得出一些新的思考。以往的研究已经意识到，金国开国之初汉族文人在接受异族统治时心态的复杂，但到了金代中后期，这种情况是否有所改变？而赵李的诗学观之争与士人心态之间又有一种怎样的联系呢？ “不执一体”与“别转一路” 金代学者刘祁曾经在金兴定、元光年间与赵秉文和李纯甫在南京有过密切的交游。作为曾数次向赵李问学的后辈，他对赵李二人诗文观念的差异有过一段颇有意味的总结，其文曰：“赵于诗最细，贵含蓄工夫；于文颇粗，止论气象大概。李于文甚细，说关键宾主扬抑；于诗颇粗，止论词气才巧。故余于赵则取其作诗法，于李则取其为文法。”（刘祁《归潜志》，中华书局2007年版） 古代文人往往身兼数能，诗词文兼工者并不鲜见。但是自唐宋而降，文人“辨体”意识愈发浓厚，一个文人对不同文体之创作态度及理解上都可能会有很大不同，进而引发其在不同文体上创作特色和创作成就的差异，如韩愈之于文与诗、欧阳修之于文与词皆如此。 在刘祁看来，姑且不论诗歌创作成就高下，单以诗歌创作态度来看，赵秉文比李纯甫更用心、更严肃。通常来说，用心深者往往更下工夫去钻研前人诗法，而态度粗者则更注重个人偏好。从诗歌创作的理论水平上来看，刘祁认为赵秉文亦高于李纯甫。一般而言，理论水平较高者，其诗论往往考虑得更全面周到，而理论水平不甚高者，则易发偏激之论。这两点不同可以作为二人持论迥异的一个辅证。 赵秉文在《答李天英书》一文中明确提出，要“尽得诸人所长，然后卓然自成一家”，可见在“欲自成一家”的观点上，赵李相同。但在如何“自成一家”这一点上，二人却有着很大不同。 这种不同一是在态度上，赵秉文在达到“自成一家”的态度上是“非有意于专师古人也，亦非有意于专摒古人也”，而李纯甫的态度则是“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二是在于取法对象上，二人皆有所好，李纯甫虽然自期“勿随人脚跟”，但正如刘祁所论，其“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庄左柳苏，诗不出卢仝李贺”，在诗风上近于唐末卢仝、李贺奇诡一路，其诗取法对象相对固定，如赵秉文所言“诗只一向去”；而赵氏则取法多家，所谓“文章不可执一体，有时奇古有时平淡，何拘”？ 由此可知，二人之争的重心并非在于特定的诗风取向上，而是在于学习前人的态度上。如果联系当时文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来看，就会发现这种态度的不同，不仅是个性使然，更有深层次的异族统治下的文人边缘化心态的折射。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金代进士不读书”之风以及“金代以士为吏”之习气两个方面略窥其端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