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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为何没有闻名世界 陈歆耕：书中有一个重要启发，即不同语种之间始终存在转译的困境。无论英译汉，还是汉译英，在转译过程中都必然会产生信息损耗的状况。作者特别强调：“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语言，都表现出对翻译的反抗和不服从的姿态……深蕴在文学语言深处的美感和诗性意味，很难被翻译和转化到另一种语言中去。作为一种‘深度语言’，汉语对翻译的抵抗性似乎更强。” 由此带来的状况是，我们在读他国翻译过来的著作，以及他国读者读汉语文学作品，之间有无法消解的“隔”。莎士比亚与汤显祖都是伟大的剧作家，但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或有强弱，其中就有翻译带来的障碍。无法想象，汤显祖那些典雅、细腻、深刻，充满馥郁诗性的文字，翻译成英文该如何表述？戏曲理论家吴梅在《曲学通论 顾曲塵谈》中谈道：“若如玉茗‘四梦’，其文字之佳，直是赵璧随珠，一语一字，皆耐人寻味。”如此充满“微意象”的文字，如何译成其他语种而不失其味？ 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坦然地面对这一问题，包括汤显祖在内的很多中国最经典的作家作品，为何很难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但我想接着说的是，一个中国作家的文学成就，恐怕不能完全用“走出去”来衡量。他的文学成就所抵达的高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本国人民心中的认同度。经过翻译的文本，往往与它的原貌大相径庭。因为一个好的翻译，可以把三流作家翻译成一流作家；同样，一个差的翻译，也可能把一流作家翻译成三流作家。莎士比亚在汉语世界的影响力，得益于朱生豪精彩的莎士比亚译文；那么，谁能担当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的“朱生豪”呢？ 由此想到，我们的文化自信，似乎也无须建构在汉语言文学作品在世界范围的接受度上。美国作家赛珍珠曾经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高度赞誉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小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小说。她的评价之所以有说服力，是因为她曾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能够深刻领会汉语言文字的魅力。 王兆胜：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举家赴美，当女儿看到外国人感到害怕，尤其面对外国人对他们长衫旗袍投来的奇异目光，他这样告诫家人：“作为中国人要自信，因为我们的文明比美国悠久，也更加美好。” 李建军的文学和文化自信在此与林语堂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一改世俗之见，即中国文学必须“走出去”，才能为世界接纳，成为“世界文学”的观点，提出：“由于汉语文学的特殊性质，由于文学语言的不可转换性，我们不必对所谓‘走出去’太过在意。我们固然要积极地与世界文学交流和对话，但是，切不可将中国文学的光荣与梦想，全都寄托在‘走出去’和‘世界影响’上。” 李建军还说：“从文化传承和文化接受的角度看，我们与中国自己的文学传统也是隔膜的。我们以一种‘现代性’的自信和创造历史的傲慢，蔑视和贬低这一传统，甚至‘推翻’和‘打倒’这一传统。我们最终丧失了理解和欣赏优雅的传统文学的能力。”这一倾向是可怕的，因为近现代以来，我们既得助于又受制于西方观念，于是自觉不自觉误入歧途。所以作者提出：“任何对他者的认可和评价的过度依赖，都是一种在文化心理上极度自卑和幼稚的表现，必然会给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困扰。” （本报记者李苑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