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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双星”遭到过严重的指责 陈歆耕：四百年前（公元1616年），人类星空有两颗璀璨的巨星陨落。他们分属东西方，但都是文学史上不朽的巨子。穿越数个世纪，人们仍然在剧院和书籍中享受他们的精神创造。对他们的记忆，不需要人为地唤醒。他们穿过岁月和种种“偏见”，仍活在当下。 这本书中，作者对他们的共同点和异质点，进行客观的鉴赏和论说，却绝少如某些学者那样，在他们之间妄分轩轾。论异同，却不论高下。“兰有秀兮菊有芳”，他们都是人世间绝佳的风景。难能可贵的是，在面对争议时，作者用现代学者的眼光，对其争议的核心焦点进行深度剖析并表明自己的态度。 两位大师级的作家、学者，曾对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有过极为尖刻乃至否定性的批评。在托尔斯泰眼中，“不仅不能把莎士比亚看作伟大的、天才的作家，甚至不能看作最平常的文人”“莎士比亚所享有的无可争辩的天才和伟大作家的声望，以及他迫使当代作家向他效颦，迫使读者和观众歪曲了自己的审美和伦理的见解，在他的作品中寻找本不存在的优点，像所有的谎言一样，是巨大的祸害。” 而写过《宋元戏曲史》的王国维，对汤显祖也作出类似的批评，他认为，戏曲“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汤氏才思，诚一时之隽；然较之元人，显有人工与自然之别。故余谓北剧南戏限于元代，非过为苛论也”。面对这些尖刻批评，作者没有简单地回护，而是深入分析批评者的美学思想和趣味，以及由此产生的“偏见”。对“偏见”，作者有态度，却也不过多辩驳，而是综述各家观点，让读者去做延伸思考。 虽然托尔斯泰和王国维做过严苛的批评，但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作家有三六九等，批评家也有三六九等。相比较那些三流批评家的廉价表扬，能够享受一位顶级批评家的批评，其实也是荣幸，因为进入他们的视野就需要“门槛”。 赵勇：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一书确立了26位作家的经典地位，而在这些经典作家中，莎士比亚则成为核心人物，是所有作家的试金石，布鲁姆认为，“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种评价不可谓不高。 但李建军却发现了这位唯美主义者的致命缺陷：他只注重莎士比亚作品的审美力量，却把它们的社会意义和教育功能拒之门外。因此，李建军认为布鲁姆的“认知是混乱的，语言是横恣的，判断是任性的”，他所发明的“憎恨学派”，“是一个接近学术上的‘阶级敌人’的概念，也是一个极其粗暴的修辞行为和极其简单化的命名行为”。这种批判让我感到震惊，因为我在课堂上介绍《西方正典》多年，却从未从这个角度对布鲁姆做出过评析。这个论述丰富了我的思考。 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批评众所周知，通过仔细分析，李建军认为托尔斯泰的批莎长文固然尖锐，“但那批评的态度，却是极其严肃和认真的”。而托尔斯泰之所以对于莎士比亚有严重的误读，关键在于其美学思想、文学理念和宗教观念。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有着俄罗斯式的虔诚的宗教意识和严苛的道德要求”，是“封闭的规则的现实主义”，而莎士比亚奉行的却是一种“开放的不规则的现实主义”“有着大自然的气质”。以这种单一的尺度衡量莎士比亚，自然就会造成严重的错位和误读。这样一种评析我觉得是清晰和准确的，也解决了我本人的一个困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