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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民族文艺形式的讨论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们明确指出，民族形式的问题，就是“中国民族旧文艺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的问题”。这显然是一种与五四时期差异很大的文艺观念。在这里，新文艺与旧文艺之间不再是断裂的、相互取代的、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一种继承、改造、转化的关系。这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意在保证民族文化传统的一脉相承，并使文艺的受众以文艺作品为中介获得民族身份的认同感，使文艺工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然而，与当时许多参与文艺民族形式讨论的左翼理论家相比，毛泽东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不仅仅把文艺的民族形式的提倡，当成是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民众抗战而采取的临时性的文化策略，而是一开始就把它上升到了在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新文化”这一高度上进行思考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该是“带有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的文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要利用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并对旧形式加以改造，加进新的内容，使之“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之后，毛泽东又提出以“人民性”为标准，对传统文化进行鉴别分析，以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性地加以利用。 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创新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强调，与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是一脉相承的。他在论述文艺问题时所使用的“中国精神”这一概念，以及对当代文艺创作提出的“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要求，与毛泽东关于文艺要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思想之间，更是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二、习近平关于传统文化与文艺创新关系的论述，同时也是结合新的国内、国际形势，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当初，在提倡文艺的民族形式的左翼理论家看来，五四文艺存在的问题，不仅仅包括其采用的文艺形式是外来的，缺少中国自己的特色，同时还包括它过于文人化，脱离了大众的审美趣味与欣赏水平。因此，在试图纠正五四新文艺存在的问题时，民族化与大众化两个视野是叠加在一起的。这种叠加，使得中国的左翼理论家们不可能无保留地赞同与接受主要由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创作构成的古典文艺主流传统。因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文艺民族形式的提倡，最后落实在了对传统民间文艺与通俗文艺形式的改造与利用之上。毛泽东虽然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文艺问题上，对包括中国古典诗词在内的主流文艺传统持更多肯定的态度，但他其实主要是着眼于民族自身固有的文艺形式的利用。而当习近平总书记思考当代文艺创新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则十分重视对包括中国哲学思想、美学精神、传统美德等在内的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的继承与发扬。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文化立场，是以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在当今中国与世界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为前提的，体现出的是一种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更加坚定的自信。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并把坚定文化自信提高到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高度，强调对文艺创作来讲，“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 当今世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经济实力与科学技术水平的竞争上，同时也体现在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上。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为是否有一套为本国人民所认同、遵循，为世界人民所接受、所尊重的话语体系、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而这一切，都需要有民族文化之根作为支撑。文艺作品在提炼、阐释、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当代的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国内外的民众通过欣赏艺术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念的了解与认同，而这就需要我们的作品具有民族的特色，真正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与艺术风格。 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创新与传统文化继承之间关系的有关论述，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凝聚中华民族共识，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方面重要性的认识，表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朝着与中国的历史传统与中国当下的现实相结合的方向，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