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故事和意义而生的“史料” 从本质上来说，任何一种“非虚构”小说都不可能完全摒弃“虚构”成分。最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非虚构”小说只能作为故事阅读，而不能被当作学术研究的依凭。 首先是在无限敞开的历史材料面前，作家常常或者说只能以小说家的眼光去挑选一部分材料，更重要的是，这些材料并不追寻在历史叙述中发现的东西是什么，而在于在叙述的过程中表达意义。因此，对史料的筛选、裁剪是第一步，而在对史料的运用过程中，作家又可以介入其中发言，表达自己的情感、倾向和立场。在这些“非虚构”文本中总是已经预设了一种“虚构”，作家在进行“复调”叙事时，不断对正统历史进行解构。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提供了一种异质性的批判声音，但它很难提供某种客观公正的对话，有时甚至会沦为某种把玩的谈资。 其次是在文本的传递上，“非虚构”小说面对的还是文学爱好者或文学研究者，而正如阿来所说：“每一个人在传递这个文本的时候，都会进行一些有意无意的加工。增加一个细节，修改一句对话，特别是其中一些近乎奇迹的东西，被不断地放大。最后，现实的面目一点点模糊，奇迹的成分一点点增多，故事本身一天比一天具有了更多的浪漫，更强的美感，更加具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于是，历史变成了传奇。”作家在这里采用了“文本”的说法，在后现代视域中，一个文本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才能成为作品，因而“真实”与否并不在于文学与现实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而在于语言与读者期待之间的关系。人总是通过语言、文本而联系世界，并创造世界。换言之，世界通过语言、符号传达“真实”这一理念，因而理念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关系。符号同时具备符面和符意两方面的内容，而符意并不指向一个文本之外的现实，它依然是由一个词汇群、符号系统以及整个象征结构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非虚构”小说一直追求的历史的客观的真实必将被放逐，虚构的成分逐渐浮现于水面之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