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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新话语自有章法 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创作实践和阅读实践中产生的，要受到创作实践和阅读实践的检验。理解中国的特殊话语，不能光从理论上去反思，还要从文本上进行核对。冲淡的意境之杰作，比比皆是。如王维《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其实，欧美诗歌也并非仅仅是激情的强烈抒发。例如歌德的《浪游者的夜歌（二）》：“群峰一片/沉寂，/树梢微风/敛迹。/林中栖鸟/缄默，/稍待你也/安息。”但是，欧美诗论并没有概括出“意境”的范畴来。把“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引到中国来，自然产生了郭沫若、闻一多那样的激情经典。但是，像徐志摩《再别康桥》那样并不强烈，而是潇洒的意境之作，因为西方诗论对其在理论上的阙如，我们就长期为“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理论所拘，失去了话语的创造力。所谓失语，不仅仅是失去传统的话语，而且还是失去创造新话语的能力。 直接从文本进行原创性的话语概括当然是最理想的。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最实际的办法是把直接概括和中国古典诗话词话中的精华结合起来，则不难看出西方文论的缺陷在于孤立地讲情感，讲审美价值。而我国的诗话则把情感放在种种关系中研究，如情与感的关系，诗与散文的关系。17世纪吴乔就有“文饭诗酒”之说，也就是实用散文，好比把大米做成米饭，米的形状和质地基本不变，而诗则是把大米酿成酒，形、质和功能都变化了。差不多上百年后，雪莱才意识到“诗使它触及的一切变形”。仅仅是变形，而不涉及变质和功能。我国诗话在论及诗情时，总是把它和散文、和历史比较。在诗与画的比较中，不惜以长达千年的时间进行辨析。值得珍惜的是，我国传统诗论还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加以研究。17世纪贺裳就有“无理而妙”的学说。他们揭示了情感在逻辑上和价值上与理性的不同。当然最重要的是“意境”所强调的情的宁静与情感的承转起伏，也就是静与动的关系。不是情动于衷，而是无动于衷，也成为杰作。比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不管外部环境多么喧哗，就是充耳不闻。还有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对于严酷的外在环境，就更加无动于衷了。这里表现的是天人合一，有禅宗的理念，隐含着非抒情的智性。 古人没有将其作为对立统一的关系联系起来，创造新的范畴，当真理碰到鼻尖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任务就是从“审美”衍生出一个新的范畴：“审智”。建构这样的系统范畴，不但可以像他们那样解读古典文本，而且可以解读“放逐抒情”以后的反浪漫的现代派，乃至后现代从感知超越情感直达智性的文本。有了这样的本钱，我们不但不会失语，而且可以一改对他们洗耳恭听的自卑心态，以足够的文化自信，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看到他们的危机，以一种宽容的心态俯视他们在文本阐释上的徒劳挣扎。 当然，理论的民族创造性、原创性、亚原创性，不能指望成就于一时。这是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重要课题。对于建构中国文论话语的历史使命应该有更大的耐心、更大的定力，而当务之急是一改目前文论界挟洋自重的风气。 老朽已老！年轻人，请站出来，跟西方文论家对话、争鸣！ （作者：孙绍振，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师范大学两岸协同创新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