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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也有致命伤 英国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号称“文学理论”，却极力否定文学的存在。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导论》公然宣称文学理论不能解决文学本身的问题。美国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则宣称西方有很多套批评方法，包括解构主义，但是，没有一套方法能够提供“普遍意义的指导”。他的结论是，“理论与阅读之间是不相容的”。他也作文本解读，将有机统一的文学文本“拆成分散的碎片或部分，就好像一个小孩将父亲的手表拆成无法照原样再装配起来的零件”。他在解读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中将重复出现的红色，包括女主人公的红头巾、炉火、雪茄烟头上的火联结起来，作任意性的穿凿性解释，还作为样板来推荐。毛宗岗在读《三国演义》时针对重复的情景，提出“犯”与“避”的范畴，妙在“善犯”与“善避”，也就是艺术的生命在于同中有异，他形象化表述为同树异枝、同枝异花。火烧新野、火烧赤壁、火烧藤甲、火烧连营，绝无雷同。周瑜死于多妒，关羽死于多傲，曹操死于多疑，诸葛死于多智而不能自救，各不相类。《红楼梦》中，八位女性之死，悲剧性相同，但是其逻辑和人物反应不同。鲁迅笔下的死亡，悲剧性、喜剧性、无悲无喜性、荒诞性天差地别。这样的解释，要比米勒的重复论要系统、严密得多，揭示艺术奥秘也有效得多。西方的一些当代文论烦琐而武断，其弱势暴露无遗，不知为何却并不妨碍一些前卫学人将之奉为圭臬。 批判西方文论之所以刻不容缓，原因不仅在其强势话语的武断，而且在于其强势话语中隐含着思维方法。我们说“饭我吃了”，隐含着汉语不同于英语的特质。主语“饭”并不是施事，而是受事。当我们接受西方前卫文论所说的文学存在虚无的观念，实际也接受了思想方法上的绝对的相对主义模式。伊格尔顿说，文学本来并不是文学而是出版物，成为文学是近三百年浪漫主义思潮以后的事，未来几百年后，也许文学可能又变成非文学。是的，一切都是在变化着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且这种稳定性决定事物的性质。我们不能因为喜马拉雅山脉原本是海洋，未来也许再度变为海洋，而否认喜马拉雅山脉的存在。 其实，他们的这种武断，包含着内在的悖论，只要用西方辩论术中的“自我关涉”，或者用中国传统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不难看穿他们非常致命的穴位：他们的前提是一切都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过绝对的东西，相对性无所不包，没有例外。但是，当他们说“相对性无所不包，没有例外”时，不言而喻，他们的相对主义就成了绝对的。解构主义不但可以解构文学，而且可以解构一切，但是解构主义要彻底，则应该也是可以解构的。解构的结果则是走向反面，转化为建构。德里达说“作者死了”，但是，作为作者的德里达却是例外。罗格说真理不是发现的，而是制造的，因而真理是没有的。但是，“真理是制造的”本身这一命题却在暗中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西方前卫文论的锋芒是向外的，隐含着自我排除，其法门是解构你的大前提，也就是剥夺你的话语权。你要跟我讲文学吗？对不起，文学不存在。你要跟我讲真理吗？对不起，真理是制造的，不算数的。但是，他们的真理是制造的，却是算数的。他们可以完全不顾真理不是随意建构的，而是经过历史实践检验，随着人类文明进步而不断提升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