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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引进的西方文论，冲击了我国文学理论机械唯物论和狭隘功利论的封闭性，僵化的文学理论获得新的生机，呈现出兴旺的局面，其业绩无疑将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对于这一点，业内人士可能并无太大的分歧。 但是，像一切外来文化的引进必然带来副作用一样，此番引进，不能例外。由于引进的规模空前宏大，产生的问题也特别触目。最明显的是，处于弱势的本土话语几乎为西方强势话语淹没，中国文学理论基本上失去了主体性。季羡林先生指出：“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这就是说，中国文学理论民族独创性基本上丧失了。 其实，二十多年前，曹顺庆先生就有了中国文学理论完全“失语”的反思：由于根本没有自己的文论话语，“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 引进西方文论的本来目的，是以自身文化传统将之消化，以强健自身的文化机体，与西方文论平等对话，以求互补共创。胡适就提出“输入学理”的目的是为了“再造文明”。也就是说，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曹顺庆先生认为，目前“关键的一步在于如何接上传统文化的血脉”。钱中文先生等人也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重大命题。 一味“以西律中”不可取 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对于重建中国文论新话语的口头响应者尚属寥寥，实际践行者则更是不多。一味“以西律中”，对西方文论过度迷信，有越来越猖獗之势。这种迷信有时显得幼稚可笑。 例如，对于俄国形式主义的盲目推崇。此论出于20世纪初，其核心范畴“陌生化”主要是指词语的陌生化，与情感无涉。其实“陌生化”作为一个学术范畴的内涵是贫困的、片面的，远不及早于半个多世纪的别林斯基的“熟悉的陌生人”来得全面而深邃，也根本经不起俄国文学经典诗作的检验。如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最精绝的结尾：“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词语都是通常意义上的，根本就没有陌生化的影子。 至于拿中国诗歌经典来检验更是风马牛不相及：陶渊明的“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李白的“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些诗歌的艺术性在于以熟悉化的词语，表现了情感的独特性。至于和以史家春秋笔法、寓褒贬的叙述为传统的中国古典小说比照，就更不成话。如林黛玉临终对贾母说：“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贾母也说“我可是白疼了他了”。两个“白疼”是《红楼梦》悲剧艺术的高潮，根本与语词的陌生化无涉。同样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捐了门槛，鲁四奶奶还是不让她端福礼，说了一句很有礼貌的话：“你放着罢，祥林嫂！”简单的几个字，让祥林嫂从肉体到精神彻底崩溃了。 所谓的“陌生化”，不用什么理论自觉，只需要起码的常识就足够加以颠覆。如果一定要上升到理论，则苏轼的“反常合道”要全面、深邃得多。到了晚年，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流派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看到“陌生化”被绝对化了，导致流派更迭过于频繁，产生了先锋派的各种文字游戏，乃多有反思。他反复申说：“艺术的静止性，它的独立自主性，是我，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的错误。”“我曾说过，艺术是超于情绪之外的，艺术中没有爱，艺术是纯形式，这是错误的。”尽管如此，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仅仅根据某阅读器搜索，国内期刊以陌生化原则为前提的论文竟多至三千多篇，而且没有一篇是对陌生化作系统批判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