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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种现实主义文论模式中，如果说第二种、第三种模式主要是在国外生成并传入中国的话，第一种与第四种模式，则较多地受到了文论家本人的个性因素以及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的影响，实际上是对现实主义文论的丰富与发展。 茅盾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逐渐成型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第一种理论模式的典型代表。对于这种要求作家通过实地观察、客观描写实现文学的真实性的理论主张，许多人强调它与欧洲自然主义文学之间的关联。但是，在“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这种现实主义文学观之所以比太阳社、创造社年轻的理论家们从国外引入的文学观念得到更多国人的认可，并在新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作为一种校正主观化、概念化、公式化文学创作倾向的重要理论资源不断被重提，表现出顽强的理论生命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把生活自身的真实性与文学的真实性基本等同的文学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受史学“实录”原则影响形成的真实观更容易接通。 就中国的“史传文学传统”而言，我们发现它不仅不像西方文论那样，去认真区分现象的真实与本质的真实之间的区别，而且也很少谈论作家的认识是否与事实本身相一致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古代文论家看来，文学真实性的保证，是文学家表达的真诚，而真诚表达的勇气，则来自于作家的使命感与道义担当。在这一充满伦理学色彩的理论视野里，主观之真诚与客观之真实不仅密切相关，甚至合二为一。这种认识，实际上与中国现实主义文论的第四种模式，即以胡风为代表的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论模式，有许多暗合之处。 在探讨胡风文艺观产生的原因时，许多学者把它归结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文学精神的影响，或者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现实主义文论思想的借鉴。其实，除此之外，胡风的现实主义文论之所以在中国生成并产生巨大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对作家人格力量的关注与强调这一点上，它与中国传统文论是高度契合的。 三 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中，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与系统的论述，其成果，集中体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经典文献之中。在这篇文献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张，这一主张不仅是对马列经典作家相关思想的继承，同时也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对马列经典作家相关思想的发展。 考查毛泽东在《讲话》中的用词，我们发现，在谈到文学服务的对象时，他习惯于使用 “人民群众”、“人民大众”这样的字眼。而在具体列举文艺服务的对象时，则总是“工农兵”并举，或者“工农”并举，没有一次遗忘农民这一群体。这与“左联”时期“左翼”文学家在谈论文学大众化时，把大众界定为“有意识的工人以至小市民”或者是“新兴阶级”有着明显的区别。 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特别是把农民作为文艺表现与服务的主要对象，不仅仅表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性质与所应依靠的力量的判断与此前的“左翼”理论家存在分歧，而且表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底层关怀”取向。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农民阶级不仅在人数上占据绝大多数，而且是受封建压迫最重、受教育水平最低、享有文化资源最少、距离现代文艺最远的一个群体。号召作家为农民而创作，创作适应农民的欣赏水平与欣赏习惯的文艺作品，让文艺真正走进农民的生活，为他们所喜闻乐见，从而发挥提高农民、教育农民、引导农民、解放农民的功能，这应该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区别于此前任何一种文艺思想的地方，是毛泽东文艺构想的核心内容。其对之后中国文学创作走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