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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走向有效阐释：超越文论话语的“中西”之别 无论西方学者对中国经验的阐释，还是中国学者利用西方文论对中国经验的阐释，一旦进入中文语境，就有“理论的旅行”和“翻译的转化”问题，相关的文论话语已经过了不同程度的变形和误读。因此，当我们在反思西方文论时，不能简单将它们等同于西方文论，它们应该是在中国语境中被中国学者理解和阐释过的西方文论话语。具体来说，首先从本质上讲，无论是翻译还是没被翻译，这些话语仍然是西方文论，而不是中国文论。我们不能说“本能”、“张力”、“结构”、“话语权力”、“殖民”等等这些中文词汇自古皆有，而必须承认，与这些文论话语有关的理论内涵是由西方学者所首先创造、界定和阐发的。其次，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它们经过翻译和重释，已经是中国化了的西方文论。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标志：它们被译成了中文；它们被赋予了中国学者的理解；汉语思维已部分影响了对西方文论话语的理解。比如说，“狂欢化(carnivalesque)理论”是巴赫金依据欧洲狂欢节文化发展史提炼出来的一个美学概念，并确立了“两种生活”(日常生活和狂欢化生活)、“双重性”(死生与新生、上下的颠倒、界限的消失)及“狂欢式”等一系列意义阐释的框架。狂欢化理论引入中国之后，同时在两个研究领域获得了发展，一是在民俗学研究中，狂欢被用来指认中国民间节庆活动中的狂欢化因素，并赋予其意义和价值；另一是在文学作品研究中，许多批评家从语言狂欢、叙事狂欢、视觉狂欢、欲望狂欢等发掘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的狂欢性。在这一“狂欢化理论”的运用过程中，“狂欢”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迁移：从巴赫金式的“总体性狂欢”转变为“局部性狂欢”(即发掘具有类似狂欢性的因素)；“两种生活”之间的对抗性消解了，“狂欢化生活”成为“日常生活”的偏离和补充；“双重性”被削弱了，更多地强调了“颠覆”、“消解”和“下半身”、“底层”等否定性、革命性的维度。导致这些中国式理解和运用的关键性因素在于“carnivalesque”被翻译为“狂欢”时，中文语境中“狂欢”这个词原有的“纵情欢乐”的因素被带进对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理解。因此，必不可免地出现将狂欢化理论泛化理解的问题。但反过来，当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接受并运用之后，巴赫金式的狂欢化理论对于狂欢的理解也深刻地烙印在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之中。当中国学者采用这套话语方式阐释中国经验时，必然受到西方文论问题意识、阐释策略和既有结论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一讲“狂欢”，马上就会想到巴赫金、拉伯雷、狂欢节，想到“两种生活”和“双重性”，进而将我们所观察和研究的中国经验中的狂欢性因素的意义和价值放大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当代中国文论被西方文论“殖民”了。 但是，如果仅仅因为“被殖民”而排斥西方话语，强化“中国话语”的纯洁性，也会走到另一个极端。我们一方面要坚决反对用西方文论既有的结论简单套用、强制阐释中国经验这种简单粗暴的阐释方式；另一方面还要认识到，当我们用中国经验参与西方文论议题的讨论，也是中国学者在共同问题的讨论中发出中国声音的一种方式。在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经验时应该具有逆向思维：面对这一问题，中国经验提供了哪些独特性？还有哪些问题是这一理论、这一话语所不能包含的？如果不能包含，那我们该如何修正这一话语乃至这一理论？这正是我们“借船出海”、“参与国际学术话语生产”的一种方式。面对中西文化越来越多的共同经验，中西方文论话语才具有了真正的可交流、对话的空间。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文论是如何看的？西方文论是如何看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我们是否可以借此提出有别于西方文论的另一种新的理论来？ 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古今中西处于多维时空之中的理论建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克服两个谬误：一个是“来源谬误”，即将“中国经验”的来源确定为“纯粹的中国本土性经验”，一定要从中国本土和传统中建立中国文论的当代话语，从中寻找“中国性”的经验和话语。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强调中国性、民族性、本土性，就会将文化“寻根”到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想象中的未被现代“污染”的乡土民间文化，就会在“古今中西”之间厚“古”、“中”而薄“今”、“西”，视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如洪水猛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前所述，面对一个全球化无处不在的当今世界，不同文化因素之间的渗透和影响已成为常态，我们的研究重心不是一定要去提炼一个纯之又纯的“中国性”，而是真正直面这个“混杂”、“多元”的经验现实本身，并且在这个多元混杂的经验之中发掘和提炼出中国的特殊性及其普遍性意义来。另一个是“主体谬误”，即认为中国经验一定要由中国学者用中国话语来阐发，这就排斥、部分否定了由外国学者对中国经验的阐释，以及中国学者运用外国话语对中国经验的阐释。严格说来，如果某一文论话语体系只是为本民族本国家学者所使用所认同，它未必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文论话语。真正的文论话语影响力一定是在不同主体之间发生关系和产生影响的。虽然我们不能否定外国学者或者外国话语对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参与，但有两点可以坚持：其一，该文论话语的首创权是中国学者；其二，该文论话语可以被更多民族国家的文学研究学者所接受和采用，尤其是被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论学者所吸收。因此，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最重要的工作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创造性地提出既具有中国经验阐释有效性，又具有世界经验阐释有效性的文论话语来。当代中国文论必须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以“有效阐释”为目标，展开对中国经验和世界经验的理解、增强中国文论话语阐释的有效性，从而影响中国之外的，尤其是西方主流的文论话语，才能获得中国文论的话语权。超越“中西”之别，既要让中国学者会讲外国话，也要让外国人能讲中国话，这才是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最终目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