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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学者运用西方文论对中国经验的阐释 另一种是中国学者利用西方文论话语对中国经验的理解和阐释。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只要存在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对话，便会出现异质文化因素对本土文化因素的渗透和影响。但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中西”问题便上升为主要矛盾，甚至成为重新解释“古今”问题的历史背景。而这里的“西”即特指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一百多年的强制性影响。因此，当我们现在讨论“西方文论影响下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转型问题”时，始终存在两种学术研究的情感结构：一种是基于“跨文化比较”的客观中立立场；另一种则是基于“刺激—反应”的主观介入立场。前者会将中西文化交往过程中出现的诸种变异视为“常态”，进而以相对超然的“外位性”立场来展开研究；后者则会密切关注中西文化交往中“中为西化”的“变态”，进而会以介入者、当事人的中国立场来思考。从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的角度来研究西方文论对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影响问题必然涉及“放送者—媒介—接受者”三者关系，并采用流传学、媒介学、渊源学的研究方法，其中影响与接受过程中的变形，必然也是关注的重点。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巴赫金的理论对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是由钱中文直接研读巴赫金的俄文原著获得的；而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则主要是由受欧美学术训练和影响的中国学者来完成的，如刘康的《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复调小说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完成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正名的任务，并推动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现实主义理论“走出别车杜”的观念转型；而“狂欢化理论”因其被欧美后现代主义理论、大众文化理论所征用，因而成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化研究转向的重要理论资源。进而，巴赫金的这两个理论在中国的命运也并不完全相同：“复调小说理论”一方面获得了较为原汁原味的译介，但另一方面却始终存在针对复调小说理论是否可能、其与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巨大冲突，因而中国学者对之的质疑声一直不断；而“狂欢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虽然发生了较大的理论变形(即狂欢化理论被后现代化了)，但却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应用，甚至出现不分语境、未加限制的对“狂欢”的滥用。在这一个案面前，如果从“跨文化比较”的角度来看，无疑“复调小说理论”比较忠实“放送者”的原意，在“媒介学”视角也是比较靠谱的“正途”；而“狂欢化理论”则走的是“转口贸易”的迂回之路，并不“正宗”。但是从“刺激—反应”的“介入”角度来看，无论是“复调小说理论”还是“狂欢化理论”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推动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转型，前者来源于中国学者恢复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动力，后者则来源于欧美“后学”思想对中国文论的巨大影响。这两种立场本身并没有谁是谁非的问题，“跨文化比较”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和方法，而“刺激—反应”的“介入”则是中国学者展开这一学术思考的内在动力和问题意识。 中国学者采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经验的情况也很复杂。这里既有西方文论自身的复杂性因素，如西方文论本身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充满异质性矛盾冲突的文论思想场域，选择不同的西方文论，会获得完全不同的理论视角。与此同时，中国经验自身的复杂性也使得其存在可能被多种理论视角烛照发现的可能。因此，如果用以阐释同一中国经验，甚至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以鲁迅研究为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是阐释鲁迅作品的基本视角，⑨而从1985年开始，现代主义理论开始成为阐释鲁迅的新视角，⑩而进入21世纪之后，又开始出现“后现代主义”的鲁迅阐释。(11)鲁迅从一个“改造国民性”的现实主义斗士，陆续蜕变为忧郁阴冷焦虑矛盾的现代主义文人，继而又被描述成致力于反讽戏拟虚无解构的后现代狂人。很明显，不同的理论视角的切入会激活鲁迅的某些因素，同时也会遮蔽另外一些因素，从而塑造出完全不同的鲁迅形象。在西方文论与中国经验之间，不是一个“一对一”的简单对应与匹配的关系，而是一个“多对多”的复杂交往与碰撞的过程；在西方文论的阐释中，中国经验的某些因素获得了合理的解释，但同时也有一些因素被刻意地放大，甚至被歪曲和变形。 具体而言，中国学者运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经验一般会有如下三种情况：其一，跨文化比较，即通过中西对比，发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异同。如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即以从东西方比较诗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性质及其在文学创作、文学阅读中的复杂内涵”。张隆溪有意识地在研究中关注那些“文化上异质的和历史上没有关联的作品”，并强调自己的立场是“把不同的文化传统置于平等的地位”，强调自己的方法是“比较诗学不应该仅限于把西方概念和西方方法运用到非西方的文本上去，而应该以融汇了东方与西方的批判性眼光去审视和考虑理论问题。”进而“从某些共通的主题(它们在不同的时刻出现于东方和西方)中找出它们的共同点来。”其二，以中国经验印证西方理论。从西方文论提供的研究方法和既有结论出发，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寻找与之相同或相似的例子予以印证，是中国学者在学习和理解西方文论时较为普遍的现象。比如说，我们有许多论文往往会有“从俄国形式主义来看”、“精神分析视域”、“结构主义分析”、“从后殖民主义视角解读”用语。这是一种典型的学习者心态，即在学习西方文论的过程中，通过选择自己所熟悉的本国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模仿西方文论提供的研究方法来解剖文学作品，这是对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操演。最典型的例子是有不少采取格雷马斯语义方阵进行解读的文章，套用这一方法(其中还有不少是套用詹明信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对《聊斋志异·鸲鹆》的分析方法，而这一分析方法已经是对格雷马斯语义方阵的某种误读和修正了)对中国的文学影视作品进行意义的分析和解读。(12)而采取既有西方文论的结论来套用中国经验的例子就更多了，如一旦采用精神分析批评的视角，俄狄浦斯情结、生的本能、死的本能、欲望、性则成为图解文学作品和作家潜意识心理的关键概念；一批评文化工业，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欺骗大众、标准化、风格化便成为展开对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批判武器；而一旦选择青年亚文化研究，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亚文化，“抵抗/收编”则成为分析的基本范式，等等。其三，以中国经验来修正西方理论。当西方文论遭遇中国经验，未必一定会削中国经验之足，而适西方文论之履。只要中国学者有足够的理论、智慧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会发现西方文论在研究方法和观点结论中有无法完全解释中国经验的局限和不足，进而在针对这些理论限度提出中国学者的看法和见解。而这些正是中国学者在积极与西方文论对话的过程中，借助中国经验进而推进理论创新的一种努力。例如赵毅衡以叙述转向作为广义叙述学的建构起点，借鉴符号学的视角重新完成对叙述的解释，提出文本意向性、演示类叙述、人格填充等概念。赵毅衡之所以这样做，在于其长期浸润于西方批评理论之后滋生的理论不满足感。这是他建立一个世界批评理论的尝试，在他看来，“东方民族的文化遗产，已经开始进入批评理论的大体系”。任何理论的适用性都不需要预设，需要的只是在批评实践中检验某个特定理论的有效性，我们更需要发展理论，因为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任何理论都远远不够成熟。发展理论不是证明理论非普适，而是证明理论不够普适。(13)虽然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也引起了学界的某些争议，但一个还不完善的世界批评理论总比一个充满着正确的废话的理论更加有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