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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倡导“新文选学”，清水凯夫提出 “新文选学”的范围为六个问题，突出的特点是扩大《文选》的视野与范围，但未能构成“选学”研究的整体性框架。进入新时期以来，许逸民提出“新文选学”，包括文选注释学、文选校勘学、文选评论学、文选索引学、文选版本学、文选编纂学、文选文艺学等方面，眼界开阔、含吐宏大。“新文选学”的意义，一是追求“选学”研究的整体性，即还有哪些问题可以被整合进“选学”研究之中；二是由“综合”而发现的“选学”研究的新问题，如果得以“分立”，也能够通过“综合”而达到自身的完整。《文选》的编纂问题，就是一例。 目前，《文选》的文体研究正方兴未艾，但还有诸多可开发之处，如当《文选序》找出各种理由称不录经、子、语、史的文字，那么萧统所建立的是集部的文体谱系，是以文体类别为单位所构成的谱系；但他未尝不曾考虑过如何建立文章谱系，即以经、子、语、史、集诸文章类别为单位来构成谱系。又如《文选序》称“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文选》诗分二十三类；胡大雷的《文学诗研究》已有讨论，《文选》赋分十五类，还未有充分的讨论，而这些又或可引发“文选类型学”的建立。也就是说，“选学”某些“分立”的问题，是可以越做越大并实现其自身的“综合”的；各“分立”者是可以自身成“学”的。 “综合”与“分立”，“选学”研究的这两条路径，在“选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都有体现。此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引发，在“综合”中可以发现哪些会成为“分立”的问题，而“综合”是由“分立”组合成的。“分立”也需要“综合”才能实现自身的完整。“综合”与“分立”，这两条路径的平行或交替、交叉，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推动着“选学”研究不断前进，也使研究者们可以不拘一格，在自己擅长的、感兴趣的“选学”研究领域内展示才华。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