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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之二： 从偏重宏大叙事 到青睐日常叙事 如果说由作品向作家的倾斜，意味着茅奖“革命”的发生，那么，由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的转换，则也可以被看作是“革命”的另一方面内容。其实，无论是茅盾个人的创作风格，还是此前历届获奖作品的总体风格，只要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更多地倚重于一种宏大叙事。关于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有论者曾经做出过认真的辨析：“平民生活日常生存的常态突出，‘种族、环境、时代’均退居背景。人的基本生存，饮食起居，人际交往，爱情、婚姻、家庭的日常琐事，突现在人生屏幕之上。每个个体（不论身份‘重要’不‘重要’）悲欢离合的命运，精神追求与企望，人品高尚或卑琐，都在作家博大的观照之下，都可获得同情的描写。它的核心，或许可以借用钱玄同评苏曼殊的四个字‘人生真处’。它也许没有国家大事式的气势，但关心国家大事的共性所遗漏的个体的小小悲欢，国家大事历史选择的排他性所遗漏的人生的巨大空间，日常叙事悉数纳入自己的视野。这里有更广大的兼容的‘哲学’，这里有更广大的‘宇宙’。这些大说之外的‘小说’，并不因其小而小，而恰恰是因其‘小’而显示其‘大’。这是人性之大，人道之大，博爱之大，救赎功能之大。这里的‘文学’已经完全摆脱其单纯的工具理性，而成就文学自身的独立的审美功能。”“日常叙事是一种更加个性化的叙事，每位日常叙事的作家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个体……在致力表现‘人生安稳’、拒绝表现‘人生飞扬’的倾向上，日常叙事的作家有着同一性。拒绝强烈对照的悲剧效果，追求‘有更深长的回味’，在‘参差的对照’中，产生‘苍凉’的审美效果，是日常叙事一族的共同点。”（郑波光语）质言之，宏大叙事主要关注表现所谓重大题材的家国大事，而日常叙事则主要关注表现家长里短的日常琐事。从这一特定的角度观察，第九届茅奖与此前的历届相比，确实存在着一种由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的转换趋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