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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惠清和”之辩 中唐之际，盛世不再、国势衰退、仕进艰难，士人思考如何在动荡的世间安顿人生，可选择的有儒释道等多途，而就儒家内部则形成多元趋向。孟子的夷惠之论，在中唐引发夷惠清和之辩。韩愈积极肯定伯夷的特立独行，李德裕否定伯夷的洁身自好，皇甫湜则认为，伯夷之“清”与柳下惠之“和”“皆非通道，不可准则”。士人对夷惠清和的辩论，体现出两种不同的处世态度与人生观。其一是崇尚圣贤道德、追求名节的人生价值取向，代表人物是韩愈等人；其二是明哲保身、远害避祸的人生价值取向，代表人物是李宗闵、白居易、李德裕等人。二者均源自孟子的“兼济天下，独善其身”，由于选择取向不同，对孟子思想的阐释和发展就出现不同路径。 作者指出中唐夷惠清和之辩对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的形成起直接促进作用。首先，诗歌思辨性增强，如韩诗有突出的议论化，白诗中的闲适诗也具有明显的议论化特征。其次，“元白尚坦易、韩孟尚奇警的诗歌风格追求，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夷惠不同的认知态度”。该书在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宏大视域中审查文学现象，给我们以下启示：文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对话，能“交光互影，彼此摄入”，从而将彼此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和深度。 实践意义显著 孟子的理论，以及唐代士人对孟子思想的阐释而形成的新的论述和理论，对我们今天诸如社会道德的建构、个人心性的修行、廉政的倡导与建设等现实问题，均可提供有益借鉴。比如，魏徵提出“上要礼于下，君要礼于臣”的观点，主张士人要保持独立人格，涵养仁义、德礼和诚信；张九龄的治政理念，如用能唯贤的人才观、熏陶培养良好习性的教育观、减储军兵的军事观和“仁德”思想均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在义利之辨方面，孟子主张仁义，轻言私利，柳宗元则进一步指出，利益是官员的实际需求，不但不能以谈论利益为羞耻，而应以利益诱导官吏廉洁奉公、遵纪守法，并指出追求利益并非满足私欲，应“唯利万物”，心怀天下，通过治国安民而得到天下大利。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