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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细微处切入 我曾在日本读到许多文史方面的论文，最深刻的印象是日本学者喜欢做即小见大的文章，从细微处插入，向深处开掘，颇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十家集中可举二例。 户崎哲彦《桂林华景洞〈李珏题名〉石刻与许浑〈寄李相公〉两首诗考》是因小见大的很有新意的研究。许浑诗集中有《闻昭州李相公移拜郴州因寄》和《寄郴州李相公》二诗，至今中国学者专治许浑者数家，都认为两位郴州李相公为同一人，即李珏，诗皆作于会昌六年(846)。户崎根据华景洞李珏会昌五年五月署衘郴州刺史的题名，认为前诗作于会昌五年，这是微调，订正了《通鉴》以来的失误，也知道此年白敏中入相后立即着手量移牛党五相，与党争史实有关。《寄郴州李相公》与前诗比读，发现二诗基调有很大不同，前诗因量移而乐观，后诗反而景色暗淡，显得情况很严重。进一步探究，户崎发现柳宗元《奉和杨尚书郴州追和故李中书夏日登北楼十韵之作依本诗韵次用》与此诗用韵多同，认为柳诗为元和十一年户部侍郎、判度支杨於陵贬郴州，追和故相李吉甫诗而作。根据《云溪友议》，许浑曾在元和三四年入杨之岭南幕府，有可能在杨贬郴州后复和杨诗。但也可能此诗根本与许浑无关。这样的探究，确定旧传许集诗题有误，原题当与柳诗接近。又据柳诗，知道许名下诗仅八韵，较柳诗在深韵后缺岑、阴二韵。就唐人次韵诗来说，此诗也是较早的一首。诗中的“李中书”为李党魁首李德裕的父亲，元和名相李吉甫。据柳诗，可以知道旧史所载杨於陵受李吉甫排挤而出守郴州，并以此事为牛李党争起因，则显属误传。许、柳二诗均可见李、杨关系密切，迫害杨的人应为裴均。因一小段题名和两首诗的解读，解决了如许多细小或重大的问题，确令人感佩。 深泽一幸《引导李商隐到茅山的人物——从叔李褒》，与此篇值得对读的是《李商隐与〈真诰〉》。李褒，两《唐书》无传，晚唐算不上第一等人物，李商隐诗有《郑州献从叔舍人褒》，相互关系很清楚，以往对李商隐诗文中与其有交涉的部分，也得到部分地确认。深泽的工作是从道教文学名著《真诰》中大量女仙故事及其所咏诗歌，大量出现在韦应物、白居易、李贺等人诗篇中，在李商隐诗中出现更为频繁，因此引起深究的兴趣。他的工作一是对李褒生平的全面勾辑，认为褒出于宗室绛郡房，生于贞元十二年，在浙东任内有大量崇道记录，没有任过黔南观察使，这几点可以补充中国学者之未及。二是李商隐与他的交往，涉及一首诗、四篇代作上四相启，以及十篇致李褒的书状，这些作品虽然都写于会昌后期，但其中透露李商隐从小就得到李褒的“抽擢”“庇庥”，即提携关照，信中反复表达对茅山道教的倾倒信仰。今知李褒长于李商隐约十八岁，李商隐年轻时曾在济源附近王屋山玉阳观出家求道，并因与某女冠之私情而引发终生难以忘怀的思念(见苏雪林《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而此观恰是茅山道在中原的圣地。由此推证李褒早年对李商隐的影响，因此而将他引入茅山道，是合理的认识。从道教层面解读李商隐，无疑是很有兴味的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