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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叶舒宪编的《神话—原型批评》译文集出版，成为国内学者了解这一西方重要文学批评流派的窗口。1988年，他主编的《二十世纪国外文艺学译丛》第二个译文集《结构主义神话学》问世，其中首次系统译介了列维—斯特劳斯、利奇、普洛普等人的力作。此后，叶舒宪的名字在人们眼中就与神话—原型批评连在了一起。 叶舒宪并没有简单地译介外国的新理论，经过译介和吸收，他尝试将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运用到本国文化研究中。叶舒宪始终认为中国学者要立足本国文化，西方的方法和视野只有与本土学术结合才能显出攻玉之效。 在20世纪80年代初，叶舒宪在译介弗莱的文学人类学时就说，弗莱的理论只是“半人类学”，因为他没有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学放在其中。这种比较神话学倾向体现在他随后写成的两本书——《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1991）和《中国神话哲学》（1992）中。 这两本书都是叶舒宪用西方理论解决中国本土文化问题的范例。在《英雄与太阳》一书的引言中，叶舒宪提出“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构想。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这一构想逐渐聚集了一批学术同道，并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使得“文学人类学”成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如今已有十所高校成立了相关学术机构。 在生活中，叶舒宪并不像他在学术中那样游刃有余。李卫东在《叶舒宪：创造神话的人》中曾经回忆了一件他“乃不知有汉”的轶事—— “记得当年我还在化学系当学生辅导员时，大概是1989年早春时候吧，叶老师屈尊到我位于雁塔校区学生七楼的办公室兼卧室去过一趟。当时，我正筹办婚事，从旬邑老家拉来一套尚未油漆的组合家具占据了房间的一面墙，叶老师谈及这些事情：‘是不是做家具的木材的指标特别难办？’我当时直觉叶老师不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他活在神话中。其时，计划经济的樊笼已经被冲破，粮票、油票等票证已经失效，他依然不谙俗世的风云变幻，保持一种难得的天真和书生意气。对衣食住行这些生活琐事几乎一无所知，问的都是一些‘神话’，远不如其在艰涩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中表现得那样得心应手。” “醉心于学术”“为学术而生”“视学术为生命”，提到叶老师，学生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勤勉。勤奋好像是组成叶舒宪的“编码”之一。学生有时会在凌晨三四点收到叶老师回复的邮件。问起来，他说，有时是没睡，有时是刚起。 现为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师的苏永前回忆，一次春节后回京，去社科院文学所，发现叶老师也在。刚过了年，叶老师反倒瘦了，原来他没有休息，而是抓紧时间写了几篇文章。 叶舒宪对自己要求严苛，对学生要求也比较严格。每次谈话，他都会询问学生最近读了什么书，写了什么文章。他还会把自己的新书和新发表的文章带给学生们看。“神奇的是，叶老师几乎每次都有新发表的文章。”黄悦说，这种“无形的鞭策”让学生们不敢偷懒。 “他就是为学术而生的。”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的于玉蓉说，叶老师在生活中比较沉默。一次，她随叶老师去内蒙古师大参加讲座。在车上，叶老师很少说话。到了地方，和当地接待的人寒暄也不多。等到叶老师上了讲台，立刻就像换了个人，可谓顾盼生姿，神采飞扬，幽默的言语引得台下的师生听得入神。 “一个国家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首先是本土文化资源的传承者，而不能沦为只会在课堂上空谈外来理论的传声筒。” 叶舒宪几乎所有的爱好都是围着学术。逛书店、逛博物馆自不必说，甚至连逛古玩市场的雅好，也是他为了研究玉石文化而养成的习惯，这个习惯让他成了京城玉器圈里颇有名望的高人。 在北京城，叶门有两个“第二课堂”，一个是位于城西北角的盛世情书店，另一个是位于城东南隅的潘家园。前者学术圈人常逛，后者古玩界人常来。这两个看似不搭界的地方，都可觅到叶舒宪和他学生的踪影。 人类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问，讲究实地考察的功夫，文学人类学也不例外。为了锻炼学生田野作业的本领，每个学期，叶舒宪都会带学生去潘家园、报国寺等古玩市场练眼力。 据苏永前回忆，当年，他和一位师弟陪叶老师去报国寺。叶老师看准一件玉璧，和老板杀价未果。转了一圈，再让弟子按某价去杀，弟子按照师嘱的锦囊妙计，果真买了下来。 叶舒宪并不是“书斋型学者”，他一直在思考学术研究与现实的关系。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学研究，在很多人看来可能属于阳春白雪，与经济发展离得比较远。“文学研究不像商业与经济活动，可以马上产生利润与效益。”叶舒宪说，“人文的东西——在世界许多国家——就像吃饭所放的胡椒粉，用来调剂一下味道。而大餐主菜都是非人文的。” “文化”如何走出书斋变为“经济”，文化资本如何通过发掘和再造来替代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叶舒宪认为，只有金融资本而缺乏“文化炼金术”，无法同国际文化产业的杰作竞争，而只注重“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思路也注定无法长远发展。他认为，“符号经济”是“文化炼金术”的重要武器。 “符号经济”概念来自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博德里亚。消费是符号行为，比如一个人不会只为了保暖而购买皮尔·卡丹。购买皮尔·卡丹是通过这个品牌的价值寻求一种身份归属感和认同感。虽然商品的符号价值一直存在，但只是到了当代消费社会中，这种符号价值才被全面开发和无限放大，以此来建构商品差异性并制造需求，在消费者群体中培育和诱导一种类似于宗教迷狂和艺术追星的消费痴迷。消费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单纯使用、被使用的关系，而是增加了情感的、信任的、文化认同的多重内涵。 “上世纪九十年代，托夫勒的《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提出‘转移别国经济学’。”叶舒宪说，“意思就是发达国家把高耗能、高污染、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往其他国家转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把第一世界高耗能、高污染、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接过来。但亚洲四小龙很快就把棒传到了中国手里。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棒在手里，不能随便扔，扔了会有一大批老百姓的吃饭就业成问题。但是再想找个接棒的下家已经很难了。可是棒在手里也是一个烫山芋。” “产能过剩，是我们以贫乏的人均资源指标去盲目争当‘世界加工厂’的必然恶果。这个烫山芋对传统文化造成的戕害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我们能把目光放长远，站在‘符号经济’的立场，我们的天空会蓝得多，国民会健康得多，本土文化风貌也会保留得好一些。”叶舒宪说，《帝国》的作者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明确指出，二十世纪搞文化的人可以不懂经济，搞经济的人可以不懂文化，但二十一世纪必须既懂经济，又懂文化，才能引领潮流。 “一个国家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首先是本土文化资源的传承者，而不能沦为只会在课堂上空谈外来理论的传声筒。”叶舒宪说，如今国人的本土文化情怀普遍淡薄，多数学院派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已经被外来的话语体系弄得很僵化了。礼失求诸野，现在对本土文化资源最有感情的知识人，是一些坚守在地县文化馆、地方博物馆等基层里的人。他们对活的文化传承还有感同身受的体验，其文化情怀是自发的，不是从教科书里学来的。学院派人文知识分子不能只是在体制里待着，不宜仅从书本里找学问，最好能够经常走入民间和“田野”，在本土文化传承的“田野”里获取真知灼见，陶冶文化情怀。 目前，叶舒宪的一个工作重心是上海交通大学，他要在那里培育文学人类学的新学科团队。 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中心副教授唐启翠认为，三十余年来，叶舒宪不倦地穿行在文史哲、人类学、神话学、考古学、文字学等学科之间，坚信重大学术问题就在这些边缘性的交叉地带。这就是“文学人类学”这个新学科的魅力与要义所在。在四重证据法、大小传统、N级编码、玉教伦理与华夏文明动力源、符号经济等理论命题背后，是在本土文化自觉前提下，对中国范式的理论建构的长期思考，其理论诉求不是书斋里推导出的形而上思辨，而是从中国大地上万里路的多点开花式田野考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对众多考古遗址现场和出土文物的感知和分析基础上，提炼而成的。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没有一种支配着中国文学、历史与思想的文化文本？怎样才能重建出这一文化文本？简化地说，即是中国为什么成为中国。一种强烈的学术使命感促使他不停地行走，摸索诸种可能抵达愿景的理论方法，并努力培育一个锐意创新的研究团队。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谭佳如此评价叶舒宪：天才般聪明，苦行僧般勤奋、执着。视学术为生命。他对玉文化的强调，本质上是基于对当下人文学科的反思，要寻找能整合、解释中华文化共同体上下八千年历史的线索，探讨由此带出来的文化特点与研究对象、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等问题。与思想家、哲学家聚焦“主义”有别，也与史学家、文献家、考古学家注重“问题”有别，叶教授的研究宏图是既要找到能解释中国本土经验，又能与世界文明相交流、对话的理论框架。同时，他还有一套方法论指导，能回到历史经验本身去研究具体问题。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