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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章 自觉的文体意识 批评的义理，往往从考据中来，而所谓考据，其实就是把材料、细节引向一个更大的价值视野里来进行辨析。这也是胡传吉的批评文字的大节。读她的文章，有一种语言气势，那是从一个义理的高度发出的声音，所以，她很容易看出一个作家的长处与局限。对于他们的长处，她不作俗论，而是尽可能用新的审视角度，看明其中的微妙和曲折；对于他们的局限，她也不发恶声，而是以宽谅之心体会作家的难处，并发出自己善意的提醒。批评意见，她总是说得委婉，并非缺乏勇敢，而是她不愿以一己之不满，否定小说的“大局”。老子说，“直而不肆”，说话可以直，但不能无所忌惮。《中庸》所称的“小人”，不正是“无忌惮”么？胡传吉在肯定和批评的时候，都对文学存着敬畏，尽量不说虚语，也不发恶声，这是当下难得的文章之道。钱穆说：“一个人的文章和说话，慢慢到另一个人的脑子里，会变成思想。所以我们用一个字，讲一句话，总该有分寸，有界限。称赞人，不要称赞得过了分。批评人，也不要批评得过了分。这是讲话作文的义理。”有此义理，文章就有敦厚之美。胡传吉也讽刺，常常锋芒暗藏，但只要是她的识见透彻之时，她总不忘会心一笑，从而避免使自己的文字陷入阴沉和偏激之中。 胡传吉的批评风格个性显著，批评的义理正大、宽阔，角度奇特而深切，不断发问，不断深思，至终在她的笔下，凝聚出了一批当代小说的核心之问，这些宏论，至少我在别的批评家笔下是没有读到过的。义理方正、辞章优美的批评家，今日已不多见，但胡传吉能从众多写作者中脱颖而出，固然是因为她见地不凡，但不能否认，她的文章风格独异，也是一大助力。为批评立心，虽然义理优先，但自觉的文体意识，温润的语言表达，也是批评之心的题中之义。 由此我想，也许并不是什么人都适合做文学批评的。没有敏捷、活跃、生机勃勃的美学趣味，你无法呼应文学中那些若隐若现的气息；没有坚定的精神义理，你无法获得一个审视的高度，也无法贯通文与人、过去和现在；没有智慧和才情，你也无法有通透的文字、优美的辞章。 批评本无心，是由批评家来为之立心。胡传吉的努力，就是在为批评立心。胡传吉有批评的天赋，其长文元气充沛，短文灵动而充满才情。2004年至今，她连续为报刊撰写每月约四千字的文学及文化期刊阅读文章，没有才情与卓见，难以坚持十余年。胡传吉亦有学术研究的大智，其专著《自由主义文学理想的终结》，是“一部今后讨论这时期文学史无法绕过去的重要论著”（林岗）。 有才华而不张扬，是胡传吉的“乐乎”之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也许，“人不知”对胡传吉来讲，反而是幸事。 相关链接 胡传吉，历史学学士，文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学术志趣为文艺思想史及学术史研究，著有《自由主义文学理想的终结（1945.08～1949.10）》《中国小说的情与罪》，在《红楼梦学刊》《当代作家评论》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兼事当代文学及文化批评，共在各报刊发表约百万余字的批评随笔。 （文/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