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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据 对文学大势的从容把握 在批评的义理上不苟且，必然也会注重在实证中贯彻这一义理，同时建构批评的文章之道。我在胡传吉的批评文字中，也看到了这种努力。比如她讲《小说的技术冷漠症》，举了金庸、麦家等人做例子。她说金庸在价值观上并没什么突破性的建树，无非是个人命运后面站着国族命运，“但金庸的小说技法自成一家、独创门别，他有他十分大气的一面，如果因其通俗而拒之以文学域之外 ，那就是短见浅识了。这个作家有一颗异想天开的好玩之心，其贪玩之趣，恰好是当代大陆小说家所普遍缺乏的，也更是阴谋权术之心所难以想象的……金氏小说，寓国族、道德、情爱等严肃话题于江湖游戏之中，跟技术实有太多太多的暗合及呼应处，他的价值观迟早会被人诟病……以我的看法，想象力才是金氏小说真正的卓越魂灵。”她论到麦家《解密》一书中，主人公容金珍的崩溃：“是信仰悲剧的解密”。“技术在反复升级人的自我能量之际，也在反复升级对人的控制能量。技术诱拐了人的智慧与激情，技术让人迈向神迹，技术测试人与神之间的距离远近（近了方知远）。人终生追求不被复制、不被控制的命运，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对技术的抗争、对有限的绝望、对无限的向往？”——关于这些作家的研究，都是实论，从作品引申，但见出一个更大的问题：文学写作事关价值立论，但也有自己的物质外壳；一种想象力和人格塑造的成功，也不能忽视作家在技术上的修习。这样一种写作上的辩证，胡传吉以“技术”为切口，在金庸、麦家等作家身上得到了落实。 这也是批评的实证精神，它与小说写作上的实证异曲同工，前者以小说为材料，后者则以俗世和人性为材料。如此实证，又为了引出这样一番义理：“技术有如身体，都是人的躯壳、牢笼、隐喻，对技术的冷漠心，更不用说对科学的冷漠心，这大大局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想象力，包括对人之未来、现在、过去的想象力。”“技术冷漠症”是当代小说的一大困局，“意义的负重”又何尝不是？“因为意义的负重，小说评论及研究失去了对结构、语言、表现手法、故事、境界、气质等要素的赞赏激情，写作者丧失了对实在生活细致考究的耐心，表现才力日见欠佳。当评论与研究过分倚重意义时，定力不够的作家，也会不自觉地在是非、对错、善恶、爱恨等问题上表态，急于得出结论、解决问题。”胡传吉找到的，总是一个能够深挖下去、囊括多数的通孔。看得出，她的阅读量很大，所以有一种对文学大势的从容把握；她所使用的一些词，如论林白的《致一九七五》时的“格心”与“遁心”，论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时的“温柔敦厚”，已经超越了对文学的鉴定，而更像是一种精神考据。胡传吉的批评文字，最有魅力之处，或许就在于她能找到自己的语言为一种模糊的精神塑形，这也是一种考据之美，而且，这一关于人心的考据，远比材料的考据要艰难得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