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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燕：最近，作家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相继出版了你的《粒粒饱满》《薇甘菊》《大地伦理》等几部生态报告文学作品，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请谈谈你为何衷情于生态文学创作？ 李青松：这跟我喜欢文学有关，也跟我所做的工作有关。1987年，我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分配到林业部(现国家林业局)的一家报社工作。那时，中国生态危机刚刚显现，林区砍伐带来的资源危机，使得森林锐减、生态环境恶化，林区人民的生活危困。而生活困难又导致更多林木的砍伐，使得环境陷入不断循环恶化的怪圈。既然我走上记者岗位，我就要做点什么。 再有一点，那时候生态文学也开始兴盛起来。刊登在《新观察》杂志上的徐刚写的《伐木者，醒来》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当时想，要以这种最有力、最直接的形式来反映我国生态环境状况，便创作了《秦岭大熊猫》，经主编浩然审签，发表在当时的《北京文学》杂志上。从此，我便走上了生态文学创作的道路。 张春燕：你创作过大量的作品，归纳起来有几条线索，首先是对动物的关怀，再次是对植物的聚焦，后来又创作了关于“人”的许多作品。这些转变有内在联系吗？ 李青松：我的早期创作是以动物伦理为基础、讲述动物保护故事的，比如《遥远的虎啸》《秦岭大熊猫》《狼之本色》《孑遗》等，中期以植物伦理为参照、叙写东北乃至整个中国林区近百年来的沧桑变化，如《告别伐木时代》《林区与林区人》《中国竹事》《大兴安岭时间》等，一直到近些年更多地从社会人文视角礼赞生态恢复和重建、高歌绿色工程的《共和国：退耕还林》《从吴起开始》《兴隆之本》《一种精神》《喜鹊叫喳喳》等，我想这其中的主线还是“大地的完整性”，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的灵魂主线。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再一次宣告我们已步入生态文明的时代，那我的作品体现的“绿色化”会更加明晰。过去我们都注重对宏大生态事件的讲述，现在，我更关注细微、局部、个案的生态问题，还有人物故事。从宏观转向微观，这也是生态文学的出路。 在我看来，生态文学既要有艺术性和思想性，也要有知识性。我的新书《薇甘菊》最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薇甘菊是一种外来植物，看起来很漂亮。然而，这种看起来很迷人的植物却无法掩盖其贪婪、无情、蛮霸的本性，它蔓延到哪里，就把灾难播种到哪里。外来物种入侵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大众认识还不够。希望通过我的书，传递知识，让更多人了解并保护本地物种，生物多样性需要大家的爱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