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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的“中华美学精神”问题。对批评家来说，审美的养成尤为重要，它决定着批评面对作品时所站的立场、所持的准则以及所运用的方法。 仲呈祥：鉴赏习惯是一个民族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打个比方，维也纳金色大厅每年的新年音乐会都是由名家来演奏，参加的观众也全都穿着正装，他们把这当作是一个接受民族经典音乐熏陶的机会，且观看期间不乱鼓掌，都在静静地欣赏，这就是沉稳的而不是浮躁的鉴赏习惯，是一种文明的体现。中华美学精神一贯提倡宁静致远、淡泊明志。而我们现在很多评论家不是这样的，有些批评完全是不讲规律的，追时髦赶浪潮。那种以西方文论的是非为是非、标准为标准的文艺批评应休矣。我们应以开阔的视野，学习借鉴西方文论中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用的东西，见好才拿，拿来要化，这才是我们的态度。不能好坏不分，一律照搬，然后东施效颦、鹦鹉学舌，拿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作品，这一问题在当下文艺批评里很严重。因此要呼唤文艺批评强化中华美学精神，强化民族学理，把“中国精神”作为文艺评论的灵魂。 记 者：文艺批评的有效性和批评的标准密切相关。尤其在今天，文艺作品的样式前所未有的多，风格前所未有的丰富，它们带来新鲜的审美，也引发很多的争议。面对越来越多样、复杂的创作现实，您怎么来理解“标准”问题呢？ 仲呈祥：一定要坚持科学的批评标准。判断力是要拿标准去衡量的，理论定力在于你的标准是否一致，不能今天用一个标准，明天又用一个标准。我们应该坚持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标准。 过去有两种不好的倾向，一种是重内容重思想性，轻形式轻艺术性，甚至把文艺从属于政治，结果导致了公式化、概念化，使文艺失去了自身的感染力、魅力、吸引力。后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在哲学思维上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又从从属于政治走向了从属于经济，附庸于市场。过去从属于政治，是用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把握世界，错了。现在从属于经济，用利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把握世界，因此出现了唯收视、唯票房、唯点击率这种错误倾向。我们现在要提倡的是摒弃过去二元对立的单向思维，而代之以把握两端(市场和教育审美功能)、关注中间(考虑它们的结合)、全面辩证的和谐思维，要用这种思维来解决问题。因此我们要提倡一种有思想的艺术性与有艺术的思想性和谐统一，这就是科学发展观。这个标准实际上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标准。他是把历史标准划分成历史的和人民的，因为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所以历史的、人民的实际上就是一致的。 记 者：那么，在这两个标准之内，您如何看待所谓的“观赏性”呢？一些作品越来越重视观赏性，且狭隘地认为观赏性就是盲目地跟随观者的喜好，什么好卖就拍什么、写什么、画什么，这种消极的迎合带来一些什么问题？ 仲呈祥：我们对观赏性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科学的认识。这个标准是1985年电影界提出来的，3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电影的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没有因此而得到提高。因此，现在我们需要加以反思。特别是现在还有一种倾向，不仅对电影、电视要求三性统一，而且对整个文艺都要三性统一，我们需要冷静想想这是否科学。比如文学是靠文字语言为载体，是拿来阅读的，只有可读性，没有观赏性。音乐是听觉艺术，是靠声音和旋律作用于接受者的听觉神经，没有观赏性。理论著作就更不能讲观赏性了。 “观赏性”这一概念，其抽象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性”、“艺术性”是不一样的。前者的逻辑起点是受众的接受效应，属接受美学范畴；而后者的逻辑起点是文艺作品自身的品格，思想性即内容是作品的历史品格，艺术性即形式是作品的美学品格，属创作美学范畴。如果说思想性、艺术性是一种恒量，是客观存在的，而观赏性则是个变量，它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观赏性虽然跟思想性、艺术性有一定联系，但主要决定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审美情趣以及观赏者跟艺术品发生关系的时空条件、时代背景、文化语境的综合效益，非常复杂。我们说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等同于说男人、女人、农民统一一样。实践也证明，没有清醒、科学地认识观赏性反造成了娱乐化泛滥、低俗化愈演愈烈的现象。 清醒地追求观赏性，就不能把这一接受美学范畴的问题笼统地推到创作美学范畴里让作品自身去解决，因为这样做的效果势必造成创作者去消极地迎合而非积极地引领市趣——什么东西看的人多，就搞什么东西去迎合。于是，消极迎合则势必强化市趣中那些落后的东西，被强化了的那些落后的东西又势必反过来刺激创作品位更低下的作品——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之间的二律背反即恶性循环便由此产生。这很值得警惕。总之，从理性上科学认识观赏性，从实践上清醒追求观赏性，事关文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切不可小视。理性上的失之毫厘，往往带来创作实践上的谬以千里。 记 者：我们经常强调文艺创作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那么对批评而言呢？是否也要研究批评思想从哪里来、批评的立场和目的等问题，对创作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 仲呈祥：文艺批评同样跟创作一样，以人民为中心，要强调这个问题。要为历史留言，为人民发声。而且这里说的人民是覆盖了工农兵学商、知识分子、干部队伍、老中青少的。文艺批评也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什么《平凡的世界》这部创作于30年前的作品，今天拍成电视剧后引发了一种“平凡的世界”文化现象？这值得我们思考。30年前的路遥不盲从，他坚定不移地以柳青为榜样，走了一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实践证明，他的作品是有生命力的。而我们文艺批评也应该反思一下，虽然这部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但在那些重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著作里从来都是不重视它的。同样，我们想一想，与路遥同期的或更早的一些改革题材作品，为什么现在也没有它生命力强？因为那些作品大都是聚焦事件，写改革成功与否，而路遥则聚焦于改革大潮中孙少平、孙少安的心灵世界和精神轨迹，他没有匆忙对他们做出是非判断，只是真实而有深度地反映出他们精神嬗变的历史轨迹。这一事实证明，文学是人学，今天的电视艺术也是一门人学，只有尊重艺术规律才能获得永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