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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阅读碎片化的时代，已很难有文学作为全民文化事件被热议与评骘，但诗歌却是例外。从余秀华崛起，到汪国真去世，引爆人们眼球，饱受各种争议，不断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恰恰是诗歌和诗人。 在此背景下，诗人，或者说诗歌，如何更好地站在生活的面前？ 对谈嘉宾：霍俊明 诗人、诗评家、文学博士 周明全 青年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没有远方的时代正在来临，催生了诗歌的“乡愁化”写作趋向 周明全：前些年，诗歌界有过中国现代汉语诗歌是否已经具备独立品性的讨论，郑敏老先生的发言似乎余力还在。你数十年来一直在关注诗歌创作且自己也写诗，想请你谈谈，在西方现代诗歌的强大背景下，20世纪中国现代汉语诗歌是否已经具备独立品性？依你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整体瞻望，你对新世纪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态势，持怎样的判断？ 霍俊明：的确，整个20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曾走很多弯路，一次次偏离了本体自身，也确实曾一度站在西方诗歌资源的巨大阴影之下，其中喜忧参半。但如今，新诗的独立品性越来越多了。 2000年以来，诗歌写作和诗歌生态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似乎更为自由、开放和“个人”。但十几年来的诗歌写作一定程度上带有显豁的以消费和娱乐为主导的精神倾向。而诗歌无论如何发展，我持有的一个最终的态度或者尺度来说就是“诗”与“真”的关系。在我看来“诗”与“真”并不是矛盾关系，而是相互激发、平衡、吸引和彼此发现。这种“真”既应该是“诗性的”又应该是“历史性”的，是“美学”和“见证”的互补。新诗之“真”不仅与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生命体验有关，而且也与语言修辞能力带来的深度“可信感”有关。 周明全：汉语新诗曾一度是在西方诗歌资源的巨大阴影之下存在的，在这个前提下来理解新诗的独立品性，才能拨开迷雾，看清问题本质。近些年来，诗歌地理学的概念开始普及，你对诗歌的发展，也有一个诗歌场域“广场-咖啡馆-地方”的时代性转换认知。那么，对“地方性”诗歌，你有怎样的认识和期待？当下诗歌中极其复杂的“乡愁”主题，你怎么看待？ 霍俊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时代通过一个个密集而又高速的航线、高铁、城铁、动车、高速公路正在消解“地方”的差异性，使得“没有远方”的时代正在来临。当年著名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说过这样一句话——过去的人死在亲人怀里，现在的人死在高速公路上。这正在成为世界性的事实。为什么1980年代一再被追认为是诗歌的黄金年代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那是一个有“远方”的年代。而当下，无差异的地方性空间使得真正意义上的“远方”已经不复存在。新时代的“新景观”与乡土文明的“旧情怀”之间形成了紧张的关系和错位的心理。众多的写作者正是在这种新旧关系中尴尬而痛苦地煎熬和挣扎。这种尴尬关系、混搭身份和错位心理催生出来的正是一种“乡愁化”的写作趋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