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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事实上直到1987年才有评论家注意到《黄河东流去》的部分意义：“这部作品的意义在于它的过渡性，这是一部承上启下的作品， 是从十七年的文学观念传统向新时期文学观念革新过渡的作品。”(何恩玉，《一部过渡性的作品——〈黄河东流去〉得失管见》，《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虽说，这种看法能部分地解释《黄河东流去》遭受冷遇的原因，却未能继续挖掘《黄河东流去》在当时的文学/政治思潮更迭中被遮蔽的意义。 首先，《黄河东流去》设置了一个广阔而流动的观察视角。随着灾民的迁徙与流浪，小说的书写地域涉及郑州、开封、洛阳、长沙、西安、咸阳等地，并提及成都、重庆、延安等地方的情况，这些地域既涉及抗战惨烈之地，亦涉及大后方。很显然，这种地域迁徙图背后存在着一幅抗战期间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犬牙交错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图景。但是，李凖很显然更愿意用简单明确的历史判断来整合这一切，而忽略了这种驳杂的语境会给叙事带来张力和鲜活的历史感。其次，以上述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实际上构成了传统地理称谓所指的中原大地、三秦大地，这种称谓在文化层面提醒我们，他们亦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所以，在灾情和苦难之外，小说对这些地域所涉及的历史、民俗、日常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描写，实际已经涉及“中国性”或“民族性”问题。这些问题本应该成为扩展历史复杂性和丰富性的动力和资源，却在具体的叙述中变成了论证既有的历史判断的合理性的材料。其次，李凖在后记中自称这部小说是“流民图”，这便意味着这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农民题材小说，它更像是极端状况下的“农民进城”，因为这里有乡土思维与中国早期城市思维的碰撞。同时，战乱时的逃难和流亡其实是一种集中式迁徙，它在客观上造成的效果，是1949年之前各阶层在特定时空下的汇聚和冲突，无论作者是否有意如此，它都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然而当他们被划分进带有脸谱化倾向的各类人物群落中时，小说也就在无意间落入了一个稍显平庸的叙事套路。 总而言之，李凖一边宣称“不想过多地评判肇事者的责任”，从而让叙事在广度和深度等方面敞开了多种可能性，一边却又试图用彰显政治正确的、稍显单薄的历史判断把这些可能性统领起来。从而使得这部有着大企图的小说最终成了妥协折衷之作。我们在对此抱有历史的同情的同时，应该意识到《黄河东流去》书写“中国式小说”(语见小说出版时的附录评论)的企图及其诸多可贵的尝试恰恰是当下文坛所缺失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