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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可以结合第一、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以及长篇小说在当时的发展状况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1982年，《十月》再次选载《黄河东流去》的部分内容。这一年年底，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公布。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文学思潮更迭，这份名单并不令人意外。莫应丰的《将军吟》、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古华的《芙蓉镇》是伤痕系文学话题在长篇小说上的体现，就其审美品质和社会影响而言，只是同一种题材在不同文体上的表现而已。正如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颁给了最初发表于1981年的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一样(《十月》，第4期、第5期连载)，这是一种稍显滞后的意识形态肯定。主要的原因不在于它比同类的中短篇表现得更为优秀，而是在于它弥补了国家意志鼓励、社会舆论支持的写作倾向在文体上的空白和缺憾。事实上，在它发表之前有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1979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1980年)，在此之后又有蒋子龙的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篇，1981年)、《燕赵悲歌》(中篇，1984年)这样的作品在不断维持文坛对改革文学的关注兴趣。虽说李国文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十月》，1983年第4期)和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当代》，1984年增刊第3期)亦引发了关于改革文学的讨论热潮，但是长篇小说在改革文学题材上的首次尝试却是《沉重的翅膀》，而且这部小说在1984年出版了修改篇幅近三分之一的修订版，张洁正是凭借修订版而获奖的。事实上，《沉重的翅膀》获奖后有关改革文学的讨论也开始逐渐降温。 三 十七年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所遵从的审美要求和政治规约，对此时的长篇小说创作态势和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亦有着深刻的影响。《李自成》(第二卷)无疑符合执政党自延安时期以来关于农民起义的权威历史评价。魏巍的《东方》则是“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一脉的创作倾向在新时期的体现。十七年时期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的历史叙述集中于1919年前后至1949年前后。由于政治运动过于频繁，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并未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得到充分表现，即便有所展示，也无如“青山保林，三红一创”那样引发阅读和评论热潮的作品。因而，魏巍的《东方》的获奖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他在题材和文体上延续和强化了十七年长篇小说的美学追求和政治担当，这亦可被视为国家对经历过“文革”的老作家归来之作的一种补偿性的褒扬。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获奖则有着更为明显的政治原因，小说涉及的历史背景是，1975年初四届人大之后邓小平第二次复出至当年年底再次被免职。这个背景事关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历史评价和在任国家领导人的历史功过问题。《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以长篇小说的形式率先对此作出反应，且又迎合了“改革”、“伤痕”这样的思潮倾向，所以，获奖也在情理之中。 四 具体到当时的长篇小说创作趋势，《黄河东流去》也显得有些游离。在李凖获奖的当年，陈美兰撰文谈论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次长篇小说的创作高潮(《建国后长篇小说两次创作浪潮的探讨》，《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第一次高潮在1957年《红旗谱》《红日》等作品出版到1961年《红岩》问世之间，前述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中大部分作品产生于这个时期。第二次高潮大概在1977-1981年间，作者列举了《陈胜》《风萧萧》《九月菊》《金瓯缺》《星星草》《庚子风云》《义和拳》《神灯》《戊戌喋血记》等作品作为长篇小说代表作。同年，吴秀明从1976年10月至1985年10月全国各地出版、发表的60余部长篇历史小说中推举出10部“出类拔萃之作”：《李自成》《曹雪芹》《戊戌喋血记》《金瓯缺》《星星草》《风萧萧》《九月菊》《庚子风云》《天国恨》《莽秀才造反记》(《新时期十篇长篇历史小说评价》，《语文导报》1985年第9、10期)。这种情况也大致符合20世纪80年代所编的工具性和权威性兼具的《中国文学研究年鉴》对长篇小说的年度追踪观察。不难看出，在这些作品中，一部分延续了论述“农民起义”的政治正确性这种写作思路，另外一部分则把重述历史的兴趣转移到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爆发前这个历史时段，即中共党史中所说的旧民主主义时期。十七年时期的长篇小说这样强大的美学典范对此时的作家几乎是一种巨大的“影响的焦虑”，将重述历史的兴趣转移到十七年时期几乎不会被提及的旧民主主义时期，事实上这是一种接受规训的前提下去主动填补空白的写作意识，即在新民主主义的意义范畴内重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两类历史小说在本质上依然是十七年时期历史叙述旨趣的延伸和扩展。 对比这两次长篇小说创作的趋势，《黄河东流去》都显得“不合时宜”。尽管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然而却与所谓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旨趣相去甚远。“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一脉的部分长篇小说之所以被视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典范，不仅因为它们承担了新民主主义历史时期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历史重述功能，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强调的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各阶层人物特别是工农兵与敌对势力的正面冲突和最终的历史正义。这也是十七年时期到80年代，“革命历史题材”与“历史题材”在批评话语中的重要语义差别。《黄河东流去》的“非典型性”恰恰在于，它把“党的领导”和“阶级斗争”变成了并不明晰的背景。此外，《黄河东流去》虽然涉及农民问题，但它既不是向封建王朝宣战的农民起义，也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农民觉醒后的“阶级斗争”，更不是当时文坛更热衷的农村改革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