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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学面临困境的两种表现，一是文学经典影响的式微，二是文学创新能力的不足。但这或许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经典影响的式微必然带来创新能力的不足，创新能力的不足也必然伴随经典影响的式微。而且，这种文学的困局，扩大点说还不单纯是中国文学的问题，它还是整个世界文学的问题。即使以毕生之力来品读、研究、推广文学经典的哈罗德·布鲁姆，也不能不以无可奈何的挽歌语调写道：“诚实迫使我们承认，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我觉得这种发展不可逆转”。 面对这种不可逆转，有人将其归咎为电视、网络媒体文化的崛起，有人将其归咎为高等教育的平民化导致了审美能力的普遍降低，还有人将其归咎为文学创作的过分市场化带来了“劣币淘汰良币”的畸形局面，当然也有人像布鲁姆那样认为，是大学中以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新历史主义者、解构主义者、拉康派、符号学派为代表的“憎恨学派”的风起云涌，扰乱了文学的审美标准和经典尺度：“媒体大学(或许可以这么说)的兴起，既是我们衰落的症候，也是我们进一步衰落的缘由”。 然而文学经典影响的衰落并不意味着经典本身价值的衰落。即使是布鲁姆也注意到，尽管他所说的“憎恨学派”为了抛出更多经典作家的候选人(如非裔美国人和女性作家等等)，不惜重新定义文学并主张任何一种美学立场都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在对真正的经典作家的定位和评价上却并无太大分歧——西方的经典就是以莎士比亚和但丁为中心的。其中的因由，我想与经典的形成与确立机制有关。人们常常试图确立经典的普遍标准，如人性的标准、审美的标准、独创性、超越性之类，但经典的形成和确立，最终所留下的似乎只有一个标准，即是否能逃脱时间的残酷之手而死里逃生或死而复生。在这样的意义上，布鲁姆说经典是“一份幸存者的名单”无疑是恰当的。不能通过时间的汰选和考验的文学作品不能成为经典，用布鲁姆的话来说，除了色情作品之外，“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永恒的生命力，即存在于历代读者的不断的重读、重释和重新发明之中。我们可以想象某个当代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会成为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但正如布鲁姆所说的，批评家并不能造就经典之作，正如任何憎恨网络不能造就它们一样，“对经典性的预言需要作家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够被证实”。而这其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盖棺才能定论的意思。 不过，在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语境中，有时盖棺也还不能定论。文学传统的形成和文学经典的确立还有更复杂的机制。在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科学的领域里，后出的成果往往会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现象，但在文学创作的领域里，后出的优秀作家作品却不会降低前代伟大的作家作品的价值。人们不会因为有了莎士比亚便忘记了荷马，不会因为有了卡夫卡便不会再去阅读巴尔扎克。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复古与创新，甚至会构成钱锺书在《论复古》中所说的那种“必死必朽”的人死而复生的现象：“日月无休息的运行，把我们最新的人物也推排成古老陈腐的东西；世界的推陈出新，把我们一批一批的淘汰。易卜生说得好：‘年轻的人在外面敲着门呢！’这样看来，‘必死必朽’的人就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么？不然！《新约全书》没有说过么？‘为什么向死人堆中去找活人呢？——他不死了，他已在坟墓里站起来。’”当然，这死而复生的人是否因此便获得了永生和不朽，是另一问题，他仍然得接受时间的汰洗和考验。在《鬼话连篇》中，钱锺书曾区分了“immortality”的两层含义：“不朽”和“不灭”。“不朽”包含着一个好的、肯定的价值判断，“不灭”却只是一个纯粹的存在判断；“‘不朽’是少数人的privilege，‘不灭’是一切人的right”。古今中外所有的作家从其肉身的存在来说，其实都是“必死必朽”之人，但其中少数的伟大作家因为创作了“流芳百世”的经典著作而获得了“不朽”的特权，而更多的作家只是在争取自己的“不灭”的权利。本质上说，所谓“憎恨学派”有时也不过是重新发掘那些已经被湮灭的作家，放大他们为女性代言、为底层发声等的创作行为的价值，为其争取重新“不灭”的机会，并试图赋予其“不朽”的色泽，但这样的作家作品是否真的能实现咸鱼大翻身，从此进入到经典作家作品的行列，则仍然有待时间的证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