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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为了明心见性 余三定：您曾经主编过一套《一生的读书计划》丛书，您能谈谈怎么读书治学吗？ 王岳川：人一生大约最多有三万天。一生最多能读几万本书，而不能读尽天下书，就需要探究读书之道。于是我慢慢摸索读书门径：泛读，精读，读经典，读对经典的阐释和论战，读善本，读善本提要，补“小学”(文字训诂)，补史(史识、史料、正史、野史)；从疑处疑，也从不疑处疑，从跟着说到自己说，力求说点新东西，并不惮于不成熟。在生命和学术的凝聚含藏的几年苦读中，我意识到有一种新的质素即超越了个我视域而关注人类问题的眼光慢慢地从生命中升起来。 读经典性的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西学是必读之书，从古希腊一路读下来，会使人全面修正自己的话语系统和心灵编码，并在瞬息万变潜流涌动的学界中，保持刚正不阿的学术眼光和遗世独立的价值情怀。然而，泰西语种纷繁，皓首亦难穷经，如果一个人一定等到精通了数门外语再思想，他就有可能让自己的灵性和思考僵化在语言规则中了。因此，选择最重要的外语方式进行学术资源撷取，足矣。重要的是获得一种整体性思维，一种穷源究底本质直观的基本学理，一种进入问题的入思角度和人性升华方式。也许，有时读书会令人蓬头垢面甚至“心斋”“丧我”，但没有这种阅读进入的功夫，就没有思想诞生的可能，对西学就会终身处于隔膜和一知半解之中。 但一味读西学仍不足取。大学者应具有高蹈的境界和中西互动的眼光，问题结穴处，终归与大涤——无论研读古代还是当代，无论研读中国还是西方，都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现世虽不见用，或能有裨后人，关键在于关注问题的意义。中西对话如果不在“跨文化”之间、“主体间性”之间、“他者间性”之间进行，问学的深度和推进力度就要大打折扣。在读与思中，我们也许可以更深刻地领悟到：无论是读书还是被书读，书都需要人这一主体才能彰显意义。 读书使我学会了从生命深度中用赤子童心看待这个世界。我始终认为，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尼采……这些东西方大哲和我是同一代人，我们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生，怎样死。与他们对话，就是在思考我们个体的生命。在我经年累月的读书生涯中，在沉沉夜幕下的静寂与都市的喘息中，我领悟到，读书在方寸之间可以拓展出寻丈之势：读书是思考的前奏，是自我思想诞生的产床。思想者的阅读永远是创造式阅读，理解并领悟他人思想，同时又能将那些书中思想的正反面问题及其有限性逐一审理清楚，绝不屑于把他人的思想碎片作为自己的思想坐标。这读书的过程，也是在不断创造“同一心境”的过程，是与人类优秀文化艺术和思想大师对话、与古今中外优秀的思想家对话的过程，在阅读与思考中凝神静思返身求己，这就是我理解的新世纪学者的使命。 余三定：在快节奏的当下，在读图时代，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能静下心来捧一本书细读，已经成为一种奢侈，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王岳川：六经之首的《易经》启迪我们，变中有不变者！确乎如此，信息化时代的网络文明把纸本文明的游戏规则打破，今天一些人都是网络搜索，资料性的东西都被装入大数据库。钱锺书这样的学者在过去纸本文明、印刷文明时期被认为是了不起的记忆天才，在后现代网络文明、无纸工业时期，却被认为连文化泰山、文化昆仑都称不上了。一切技术的进步都是人类偷懒的结果，人想偷懒就要发明，偷懒的好处是节约了有限的、黄金般的时间去思考更重要的事情，把人类的创造力激发出来。网络时代的阅读，好处在于强调了每个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每个人的参与性、合法正当地游走于网络的海洋，这一点是民主、自由的体现，不可剥夺，同时也激发每个人创造、哪怕是初级创造的想法。但消极方面，则是使真正的写作天才、思想大师混同于普通人群，他们思想淹没在无穷尽的、狂躁的网络垃圾当中，再也没有慧眼把他们从土里拔出，黄金和瓦砾混在一块了。由于狂躁和自恋，人们迷恋自己的天地，不再关注他人，不再爱人类爱世界，人类变得空前自恋自爱，而不再是“仁者爱人”。 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读书和思考当然就是要学会拒绝、否定、怀疑，并以此去发现当代话语矛盾，敞开多种冲突中的新阐释空间。在研究中我强调文本细读和考据相结合的方式，主张在读东西方大哲思想时，注意考量每位思想家的思想脉络，考察其怎样进行思想“还原”？在知识考古学的“人文积层”中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到何种程度？有何盲视？怎样评价？如果将人类思想的进展比做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要进一步弄清楚他们属于学术中的哪个环？他们用了怎样的方法去试图打开这个思想链条上的结？我意识到，问题意识对学者而言极为重要，带着问题去发现更大的深层问题，发现问题的集丛和根蔓，而不是被浩如烟海的书本控制了自己的思想和旨趣，也不轻易相信任何所谓问题解决的答案。在我看来，思考是生命的磨砺，应在艰难磨砺中找到所向披靡的思想利剑，而不是将学术看作一种藏在口袋里把玩的饰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