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学问的十六字“心经” 余三定：您把做学问的方法归结为“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能解释一下您的这“十六字心经”吗？ 王岳川：可以说，这十六字“心经”是我长期以来做学问的一点体会，在我看来，没有这四条法则，学问可能只是知识性的积累，而不会产生思想性的飞跃。正是依据这古、今、中、西的问题意识，使得我在大学时代注重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读，研究生时代则转向现代西学的研习，在执教北大多年后，又转向中西文化研究互动和中国立场的确立，这是一个在转型的“否定之否定”中精神深化和人格修为的过程。 我做学问时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在20世纪初的学术大师是文史哲不分家的，而且他们的国学底子和西学底子都非常厚。“世纪初一代”的知识分子——清末民初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大致可归为这一代，这一代国学底子厚，既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又具有相当深刻的文化生存危机感，在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中，借鉴西学以立论，坚持“中体西用”，并能在学术上获得相当的成就。相反，进入50年代以后，大概是向前苏联学习，学科分类非常精细。比如说在文学领域，研究古典文学和研究现代文学完全不搭界，尽管都叫文学史。这种过细的分科，造成每一个行当只出专家，而很难出通才和大师。我常这样告诫自己，要反省自己做学问的方法，要尽可能打通古今中西，单精通一个方面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应该打破文科方面人为地分成文、史、哲、政、经、法。人应当是一个整体性的人，十六字心经就是还原这个人成为整体性的人。西学需要做，所以我研究胡塞尔、海德格尔、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是将其作为方法论。但国学根基是学者的根本，是一生学问的落脚点。“当代问题”是做学问的价值关怀。正如王国维每一步学问都跟民族国家命运紧密相关一样。 我从来不认为有纯粹客观的学问，也不认为能完全脱离今天的“处身性”。“未来视野”，我认为能达到这一点的学者微乎其微。很多人认为自己的研究很超前，但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当代无史，当代不好评论，无法盖棺定论。一般做当代文学或文化的人都谨小慎微，不过多批评别人，但最终经不住历史检验。历史总会得出公正的结论。“未来视野”非常关键，用更高更远的理性尺度来观照今天，穿透时代的迷障，在今天“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时候，发现其话语的不合法性，将未来视野的现行见到。总结一下：国学思考我现在还在深入，对我来说主要就是回到经典性的研究，首要关注先秦刚健清新的思想；西学方法是我进入问题的角度，也是审理任何中国问题时所不能忽视的当下语境；当代问题应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关怀的立足点；未来视野促使我思考全球化是全盘西化还是人类化世界化？世界化的含义是世界整齐划一的一元论还是一分为多的多元论？这些都需要批判性地思想击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