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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化的君权观：从盎格鲁－维京时期到现代早期的英格兰 自公元9世纪到11世纪诺曼征服之前，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乃至整个大不列颠岛都深受北欧维京人的骚扰。英格兰不但划出“丹麦法管辖地”(Danelaw)、向维京丹麦缴纳岁币媾和，还数度丧失主权，被纳入丹麦维京帝国版图。《哈姆莱特》就是指向这个盎格鲁－维京时代，即所谓的“英格兰民族意识”萌芽的时刻。莎士比亚把北欧蛮荒传奇重置于此英格兰历史话语之源——改写后的结局是丹麦王国不但血脉断绝，疆域主权还落入挪威之手——似乎在影射某种不祥关联。遵循传说，《哈姆莱特》充斥着“报仇”的主题，可是，自18世纪以来的阅读诠释均侧重哈姆莱特的心理挣扎，呈现“内心化”趋势，而淡去戏剧鲜明的弑君夺政主题，这导致哈姆莱特复仇与延宕之因显得莫衷一是。 中世纪部落王国的君权观不同于现代早期英格兰的君权观，了解二者的区别将有助我们从大历史的角度理解《哈姆莱特》积淀的矛盾。中世纪日耳曼部族的王权观虽秉持“神意推举论”，实则高度流动，推崇武力。所谓，君主若贤德有能，天下必国泰民安，鸡犬不惊；君主若无德无能，则灾祸天起，民不聊生。不得民心之君，天下志士可将其黜杀，由能士起而代之。结果举兵造次，比比皆是。⑤《哈姆莱特》中，莱厄提斯听闻父亲暴毙，愤而从法兰西赶回，率众进宫欲讨个说法(Hamlet: 5. 5. 100－107)⑥；还有小福庭布拉斯虽受劝退兵，却借境他攻，最后又悄降丹麦朝廷，亦不无迂回僭举之嫌。 盎格鲁－维京时期政体的另一个特点是灵活的君权承继并不排斥女性。女王不但可执政，寡后亦可掌理国政，甚至可顺应局势与王位举应者联姻。历史记载：丹麦国王司温(Sven)于1013年被拥称为英格兰王，但是隔年英格兰议会又转而拥戴先前战败的西撒克逊王伊索锐(Ethelred)。伊索锐死后，英格兰议会拥簇丹麦国王斯温之子克努特(Cnut)为王。克努特为确保英格兰王权，不顾自己已婚和基督教教义约束，迎娶西撒克逊王国的寡后艾玛(Emma)，从而将英格兰收入囊中。⑦近代以来，《哈姆莱特》的读者往往忽略了该剧本的前/潜文本都表明丹麦王国的君权主要依托在女王葛楚德身上，然而在史料以及莎士比亚笔下，葛楚德的政治权威与职能均被淡化，被她的两任亲王喧宾夺主。哈姆莱特虽以血脉王储自居，但在古丹麦王国实行的选举君主制下，却未必是当然继位者。《哈姆莱特》体现的是君权继承制从流动、包容女性，到抵制流动、排除女性的制度性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