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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愿意接受幻觉 记者：你曾说过人不应该选择犬儒式的、隐逸式的生活，但你却在写“逃离”，那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什么样的面对社会的方式才不是犬儒式的呢？ 蒋方舟：首先，不仅是作家，做人也应该保持对他人痛苦的感知能力。现在很多写作者只对自己的痛苦有感知能力，我失恋我离婚我痛苦。比如我身边有朋友因为没有当地户口小孩必须在很小的年纪就被送去老家上学，这种亲子分离的痛苦我不能回避；其次，身为作家，当然会有无力感，有真正想写但没有办法硬碰硬去写的东西，但我的想法是，用寓言等虚构的形式去消解（硬碰硬的做法），我也会在下一个长篇中这么做。 记者：《动物农场》那样的寓言？ 蒋方舟：对，或者《1984》，或者布罗茨基的诗等，这些作品带给人的震撼不比写现实故事少。我也想写让人看了之后能反思自己生活环境的东西，这当然是很大的目标，但应该一直保持对抗的姿态。 加缪说过，“当我只是一个作家，我将不再写作”。即使这本新作，我写当下生活，我的目标也是去写让人看了不舒服的作品。 很多人，包括从事创作的人，都觉得如果你不能给人提供快乐、欢笑、情感慰藉、正能量，这东西就不值得写。但我觉得应该写一些让人痛苦让人醒悟的东西。 记者：聊回来，新书里的夫妻、母女、姐妹之间都有疏离感，你对世俗情感很悲观吗？ 蒋方舟：我一直认为这些情感里有温情的部分，但这种温情是在彼此相互伤害了很多之后剩下的那么一点点温情。无论是生活还是写小说，我都不愿意接受幻觉。我小时候看张爱玲写的她和她母亲、和她姑姑的关系我觉得惊悚又真实。 贾平凹没有给我审美惊喜 记者：你对当代作家有特别喜欢的吗？ 蒋方舟：你不觉得现在值得讨论的文学作品特别少吗？去年也就一部《繁花》，它很不错，但它还是小圈子式的，金宇澄老师的野心还是在语言层面的探索上。 而它特别的地方就在于，终于在一个严肃文学作品中看到了都市，而且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被批判的都市、被肢解的都市。它就是都市，人和人之间是都市的人际关系，这确实是很难得的，也是值得讨论的。很多文学作品里的都市是一个充满了堕落、失败感和无力感的，与乡村和传统对立的存在，而且人际关系还是农村的人际关系。 其他作家，比如贾平凹老师，还是在写过去的生活经验，和那片土地，当然作品也很好，但没有审美经验上的惊喜，没有看到当下。 记者：对当下有意无意地选择回避？ 蒋方舟：我之前跟陈冠中老师（香港作家、编剧，《号外》杂志创办人，代表作《我这一代香港人》《香港三部曲》）聊天，他很晚才写小说，他说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创作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了，他说他要把自己的题材尽可能集中，集中到中国当下社会，这是特别正确且很有勇气的。 我觉得如果在这个时代，你开始写民国、写古代、写乡村，你退回到你自己的舒适区内，虽然你写得很好，但它对整个现当代文学贡献没有那么大的，这是舒适区内的写作。所以我对突破舒适区内的写作，哪怕没有那么好，都有特别大的敬意。 包括阎连科老师的《炸裂志》，他对它的语言不是特别满意，但我觉得也是一个有野心和突破的作品，他说他要写当代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可能有超出他能力和生活经验的地方，但他在努力尝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