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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地域化”的文学研究又开始兴盛，强调差异的地域文学是对全球化同质现象的消解和反驳，是文学史书写转向空间维度的表征，也是当代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结果。在此风潮的引领下，各地纷纷出版专属的文学史，推出自己的作家群，文坛不断出现“晋军崛起”、“陕军东征”、豫军“中原突破”、“楚军方阵”等等，各省纷纷成为文学大省。 地域环境造就文学风貌并不新鲜，《诗经》、《离骚》开启了南北文风的路向，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曾界说南北书派之不同，近代的海派、京派都是文艺与地理联姻的有力证明，莫言、马尔克斯也是将地域文学推向极致，从而走向世界的范例。梁启超曾指出，唐代后，文人流动性的加剧使得划分地域文学天然固定的条件已趋消弭，这也警示了地域文学的复杂性和可变性。如今此起彼伏的 “省军”暗战，以文学的方式开掘地域文化的特殊价值，然而，其短板也显而易见。绘制一张文学地图，将作家牢牢钉在自己的地盘上，这种依赖于作家籍贯和作品类型的简单划分不免存在偏颇。 首先，如果作家图谱以地域来绘制，很可能忽视活跃的文化交流、人的流动以及文学创作的交融性与复杂性，也忽视了作家的能动性。地域性经验是作家丰厚的写作源泉，但这种资源并非与生俱来的，需要作家的沉淀积累；同样，作家的身体走出家乡的地域限制之后，所获得的经验与资源也有赖于作家的自觉提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会不断冲击作家的原有思维和经验。比如贾平凹，对他来说，虽然故乡像风筝的线一样始终牵绕着他，但是从涉入文坛之后，他的生活积淀离不开西安乃至外省的各种见闻、经历，这使得他笔下的商州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是不断“增殖”的商州，这个商州贯注了作家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情怀，上升为一种审美对象而非实体的商州，是作家以文学的方式去挖掘地域文化之美，注重来自时代生活和世界文学的个人体验，从而成就自己写作路子的典范。类似于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梁鸿的梁庄、金宇澄的上海是实在的故事发生场域，也是作家的精神原乡，是一个杂糅了的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他们的成功在于既定位了自身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身份个性，又突破了具体的地域，将无形的版图和经验的吸取扩大至中国乃至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