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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半期，西方学者又发现了一个源于拜占庭的古希腊语抄本，但年代要晚得多，是14世纪的抄本(称为cod. Riccardianus gr. 46，现存佛罗伦萨图书馆)。从此以后，再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抄件，现代西方语文译本的译者在翻译时主要依赖这些古希腊语抄件(尤其1741号和46号这两个较为完整的古希腊语抄件)。(22)希腊文本抄件的发现，使得校勘家们完全撇开了中世纪的阿拉伯语译本，尽管西方学人获得《诗术》的希腊文本远远晚于从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拉丁文本。然而，所有古希腊文抄件要么不完整，要么多有模糊不清的地方。20世纪的校勘家逐渐认识到，中世纪的阿拉伯语译本仍然理应作为非常重要的文本考订凭据，毕竟，这些译本的年代甚至与来自拜占庭的古希腊文本的年代差不多！此外，中世纪晚期的拉丁语译本也具有校勘学上的价值，因为，在帕兹(A. de' Pazzi)发表希腊语文本与拉丁语译本对照版之前(1536)，依据阿威罗伊的阿拉伯语译本翻译的拉丁文本一直占支配地位——1548年，罗伯特罗(F. Robortello)的第一个拉丁语《诗术》注疏《亚里士多德诗术诠解》(In librum Aristotelis de arte poetica explicationes)在弗洛伦萨出版，马基(Maggi)和伦巴蒂(Lombardi)的拉丁语注疏也很有名(Venedig 1550)。著名的德国学者R. Ksssel的希腊文编本(1965)问世后一度被视为定本，但随后不久，这个复原本就受到严厉批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足够重视46号抄件和阿拉伯译本这两个来源(参见R. Janko, 1987前揭书)——实际上，晚近的新译本仍在吸纳最新的校勘成果——Fuhrmann的德译本(1976)据抄件订正Kassel本十多处，Schmitt的德译本(2008)订正Kassel本达三十多处，伯纳德特与戴维斯合作的英译本(2002)以及Sachs英译本(2006)亦有个别订正。可见，《诗术》的希腊文本的复原工作一直没有结束。最早的阿拉伯语译本本身对今人来说也已经是古本，同样需要考订校勘的复原工作才能使用，何况，能够同时兼通古希腊语、拉丁语和中古阿拉伯语的学者又能有几个——令人欣喜的是，2012年，终于有两位学者合作(分别对付古希腊文—拉丁文本和叙利亚—阿拉伯译本)，共同完成了依据希腊文、阿拉伯文、叙利亚文、拉丁文译本综合考订的希腊文复原本，并作了笺释。(23) 《诗术》的外传与失传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俗语学术写作的出现，也开始出现《诗术》的俗语译本。塞格尼(B. Segni)译本(1549)据说是第一个意大利语《诗术》译本，半个多世纪后又有Daniel Heinsius的意大利语译本(Lugduni Batavorum 1610)，第一个法语译本(André Dacier, La Poétique d' Aristote)问世于17世纪末(Paris 1692)。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卡斯忒尔维特洛(Lodovico Castelvetro)用意大利语写的《亚里士多德〈诗术〉疏证》(Poetica d' Aristotele vulgarizzata et sposta, Basel 1570［明隆庆四年］)——这个义疏堪称现代西方人理解《诗术》的开端，也是第一个译成中文的《诗术》义疏(节译)。(24)阿威罗伊的《诗术》注疏在16世纪虽然偶尔遭到攻击，仍然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力：萨伏纳罗拉(Savonarola)、罗伯特罗(Robortello)、塞格尼(Segni)、马基(Maggi)和伦巴蒂(Lombardi)用拉丁语写的注疏无不追随阿威罗伊，把诗术视为逻辑学的一个分支。卡斯忒尔维特洛的注疏依据贺拉斯的《诗艺》把“诗术”视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从而摆脱了阿威罗伊的注疏传统。 无论学术型的俗语写作还是翻译，起初都并非出于普及教育的需要，而是出于捍卫俗语写作的需要。事实上，欧洲的俗语写作几乎与经院学的兴盛同步：一方面是基督教僧侣学人传承的拉丁语学术，另一方面是俗语文学的出现。在16世纪，意大利语和法语的文学写作已经有相当的积累，然而，人文学者仍然固守拉丁语的权威地位——著名的古今之争，可以说源于当时已经出现的俗语学术与用拉丁语表达的古学之间的紧张。(25)为俗语写作辩护，贺拉斯的《诗艺》比亚里士多德的《诗术》显得更为有用。毕竟，相对于希腊语文典，拉丁语也曾是俗语。由此可以理解，在17世纪时，虽然亚里士多德的《诗术》已经有了俗语译本，并没有赶过贺拉斯的《诗艺》所具有的深远影响——布瓦洛的《诗艺》(L'art poétique)就是证明。 启蒙运动酝酿和形成之际，不断有《诗术》的俗语新译本问世：神学家和古典语文学家库尔提马斯(Michael Conrad Curtius, 1724—1802)的德译本(Aristoteles' Dichtung，带注释和专论，Hannover 1753［清乾隆十八年］)，Charles Batteux的法译本(Paris 1771［清乾隆三十六年］)和Thomas Twining的英译本(1789［清乾隆五十四年］，牛津版1794)，都是当时的著名译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这部内传讲稿在启蒙时代才开始真正外传，卢梭的《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1758)和莱辛的《汉堡剧评》(1769)都具有时论性质，其中都提到甚至深入讨论亚里士多德的《诗术》。随着外传而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理解《诗术》——莱辛明确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这样的解释原则：“我们应该处处用亚里士多德来说明亚里士多德。”(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