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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曼努斯的阿威罗伊《诗术》注疏拉丁文本问世二十多年后，基督教僧侣学者莫尔贝克的威廉(Wilhelm von Moerbeke)直接从希腊文将《诗术》翻译成拉丁语(1278，宋祥兴元年)，这的确让人惊异。遗憾的是，今人无法得知威廉所依据的希腊语原文是哪个年代的抄本。威廉也是亚里士多德“专家”，他翻译了好些亚里士多德的内传讲稿，包括中古阿拉伯僧侣学人并未重视的《政治术》讲稿。由此可以推定，基督教僧侣学人并非没有获得古希腊文典抄本的直接来源——自3世纪以来，苏拉从雅典带回的亚里士多德讲稿，很可能一直在基督教僧侣学者中传衍。然而，令人同样感到奇怪的是，莫尔贝克的威廉的译本长期湮没无闻，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古典学家发现。无论如何，至少直到14世纪，研读《诗术》仍然是极少数人关起门来做的学问。两百多年后(1481，明成化十七年)，威尼斯出版商泽里斯(L. de Zerlis)印制出版了阿勒曼努斯翻译的阿威罗伊《诗术中篇注疏》(Determinatio in poetria Aristotilis)，这是《诗术》的第一个现代印刷本(Philipus Venetus版，与阿勒曼努斯翻译的阿威罗伊的《修辞学中篇注疏》合刊)，而非莫尔贝克的威廉的译本。可见，即便在16世纪初，威廉的译本仍然不为人知。 重新发现和复原《诗术》的希腊文本 15至16世纪间，也就是已经有基督教僧侣学者据希腊文翻译出拉丁语译本一百多年之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陆续从梵蒂冈图书馆和巴黎图书馆发现了《诗术》的古希腊文抄件残段(最早的残段是大约7世纪的抄本)，其中有一个较为完整的10世纪抄本(称为cod. Parisinus gr. 1741)，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讲稿的抄本残段以及其他古希腊修辞学文献抄本在一起——比如德莫特瑞俄斯(Demetrios)的《论解释》(Peri hermemeias)和哈里卡尔纳斯的狄俄尼索斯(Dionysios von Halikarnass)的修辞学著作抄本。经古典学者释读，这些抄本出自四位抄写者，其中出自相同抄写者的抄件时间大致在924—988年间，也就是阿拉伯僧侣学人从希腊文把《诗术》翻译成叙利亚文—阿拉伯文的时期。十字军东征时，西方的基督教军队曾突然掉头攻打拜占庭，掠走不少文物，想必这些抄件来自拜占庭的收藏，因为这些抄本有君士坦丁堡图书馆的注录时间(13世纪中期)——到达意大利和法国的时间大致在15世纪中期(1427—1468)。 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在梵蒂冈图书馆和巴黎图书馆发现的《诗术》希腊文抄件还有一些，最重要的是三个抄件：Vaticanus 1388号抄件，Estensis 100号抄件和cod. Parisinus gr. 2038号抄件——这些抄件的年代都比1741号抄本晚。文艺复兴的人文学者依据这些抄件把《诗术》翻译成拉丁语。1498年(明弘治十一年)，瓦拉(Giorgio Valla)依据100号抄件翻译的拉丁文本在威尼斯出版——至1930年发现莫尔贝克的威廉的译本之前，这个译本一直被视为第一个译自希腊文的拉丁语译本。路德发起宗教改革那年(1517，明代正德十二年)，Marcus Hieronymus Vida的拉丁语译本问世。在随后短短半个世纪里，意大利连续出现好几个拉丁语译本：Giovanni Giorgio Trissino译本(Venedig 1529/1562)，Franziscus Utinensis Roborielli译本(Florentiae 1548)，Madius［Maggi］译本(Venetiis 1550)，Antonio Sebastiano Minturno译本(Venetiis 1559/1564)。 与此同时，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学人开始着手复原《诗术》的古希腊文本——瓦拉的拉丁文译本问世(1498年)的十年后，威尼斯出版商Aldus Manutius出版了第一个《诗术》希腊文本——阿尔德(Alde)编订的《诗术》希腊文本，但这个编辑本凭据的并非是10世纪的1741号抄本。由于抄件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复原考订工作极为艰难，进展很慢可想而知。1794年的牛津版亚里士多德全集希腊文本已经是《诗术》的第七版，在当时算最好的本子。1831年(清道光十一年)，Bekker编辑的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文考订校勘本全集问世，声望很高(即著名的柏林学院版，如今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编码即来自这个版本的页码)，其中的《诗术》希腊文本仍很快受到挑战——1867年，瓦棱(Vahlen)才根据1741号抄本这一唯一的最早来源建立起《诗术》的希腊文原文，然而，这个抄本本身也并不完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