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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 当代批评对文学的历史品格的重新思考其实也与“文化研究”相关。早在1990年代，批评界就已展开过有关文化研究的讨论。不过，彼时的问题意识多体现于如何避免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僭越，至于“文化研究”本身为何物，其实不少人并未仔细分辨。文化研究所招致的误解和批判一开始也源于此。近些年文化研究在大学学科建制中逐渐落地，从事实际的文化研究的学者也不在少数，虽然相关的学术争鸣依然不绝于耳，但文化研究的本来面目和功能与局限毕竟慢慢清晰起来。批评界对文化研究的热情其实一直高涨，从一开始的追逐新异到渐渐切实体会到文化研究带来的方法论与批评视界的不断拓展，人们对这一批评策略的热衷更加有增无减。指称“文化研究”为某种批评策略其实颇为确当，因为它原本就是反本质主义的，当然也就是反形而上学的。文化研究不追求定义、不寻求学科化，说到底，文化研究不寻求自身稳定的特质，用这些学者自己的话来说，文化研究是人文知识分子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他们不再试图充当历史本质的代言人，转而投身历史实践当中。实际上，如果真地要去寻求文化研究的思想渊源的话，西方左翼阵营的知识分子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思考是其重要的资源。从威廉姆斯、汤普森等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学者对“文化”的实践性和日常性的强调、对精英主义文化观的破除，到法兰克福学派基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秩序的反观而展开的大众文化批判，再到转战北美大陆后的文化研究在重新解读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时所翻出的理论新知，这些文化研究的具体实践虽然自身各有不同的指向和立场，但均致力于回应历史新变中文化所遭遇的新的压迫力量和新的实践型态，从而更有效地阐释文化实践本身的历史相关性。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来说，上述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观念都产生了理论反响，也逐渐引发了面向中国现实的研究实践。不难理解，正像前文所说，批评界正是基于对文学与历史的日渐疏离才引发了诸如“文学性”的反思，而文化研究对历史变动中新的现实结构和各种文化力量以及意识形态生产的有力阐释大大吸引了批评家们的注意，文化研究一开始便具有的对边缘文化实践的固有兴趣也支撑着文学批评者对诸如底层写作、女性文学、后殖民叙事等的持续关注。当然，置身大众文化工业和高科技传播网络气吞天下的今天，文化研究无疑也提供了回应大众文学新发展、解读影视文本新内涵的批评手段。实际上，即使在文学史研究中，具有某种“泛文本”色彩的文化研究方法已经颇有收获，比如从都市文化符号和电影传播视角对1930年代上海文坛的重新观察早就得到学界普遍认同，这种延展和沟通文学内外的文化符号资源的努力其实也可谓某种“大文学”视野，对于已经置身文化杂糅情境中的当代文学而言，这一源于文化研究的新视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批评策略。当然，在不少严肃的中国“文化研究”学者看来，文化研究所提供给当下批评界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绝不是在一个文化庸常时代的求生获利的自救术，而是厘清现实秩序和文化权力关系的清醒剂，批评家的文化研究实践最终应该坐实于意识形态生产与再生产的文化机制与历史逻辑当中。 实际上，无论是对价值重估的迷恋、对文学命名的期待、对文学本身的反省以及对文化研究的借鉴，批评界此起彼伏的声响无一不在提醒人们，无论文学还是历史，都还置身于“现代性”的固有矛盾之中。当代文学是百年中国文学转型的延续，而文学转型正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大转型相伴生。文学批评无论求真还是求美，都离不开传达国人的现代想象和现代心绪，其间既有历史演进与审美创造同气相求的现代憧憬，也不乏历史理性与艺术心性分道扬镳的冲突与痛楚。作为一个“尚未完成的方案”，现代性不仅仅是批评话语中的一个论题，而且早已成为我们共同的历史规定。如何在理性主体和感性生命、历史功利和艺术创造之间寻找批评的制衡点，这不仅关乎修复文学与历史的有机关联，也关涉“现代性”自我修正机制的恢复和常新。对于文学批评而言，也许这才是一个最大的伦理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