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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命名 当然，文学批评征用的重写文学史的策略不仅仅是价值重估，在某一时段文学的发生和断限这一典型的文学史叙事范畴中，批评同样多有借鉴。近年来，有关当代文学的前30年和后30年的命名与考辨一直不断，而其中关于新时期文学起源的解说更是时有新见。不难发现，文学断代史的起源问题很快便成为一个文学批评界深感兴趣的话题，批评家的声音甚至更加响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批评家们普遍看取其中隐含的有关当代文学批评的新的论域和价值生产的新的可能性。事实上，当人们不再想当然地以伤痕文学最初的个别文本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实际发端时，以往所形成的当代文学后30年的发展序列自然被动摇，当代批评的坐标系也随之发生位移，无论作家作品还是思潮流派以至文学生产的诸多环节，都将被置于新的批评视界当中。同样，当人们不再视“新诗潮”为新时期诗歌横空出世般的存在，而把目光更深地投向1970年代的地下诗歌活动、投向横跨新时期门槛的前后勾连的作家作品时，文学批评的眼光自然也就变得更加复杂，无论在社会学视野中还是在文学解读里，简化和单一的尺度都会遭到怀疑。即使对所谓“新世纪文学”而言，新时期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样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话题，因为当下文学所有的“常”与“变”，都与这个复杂的起源相关。由于观照距离的过于切进，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的书写尚难以完全存真，但批评确已获得了较为丰富的具象和细节，有理由呈现和评判更为贴切的文学景观。 文学与历史 如果说文学理论的“批评化”解构了经典文论的本质化意图，那么，“文学性”作为文学批评长久以来的一个重要凭借也正逐渐失去其不证自明的价值内涵。对于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文学性的“历史性”也正是其应有之义，文学的审美价值无法离开特定的历史关联。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福柯的话语理论、伊格尔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文学观等，虽然分别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但也都致力于解构形而上学的文学本质论。新世纪之初，中国文学批评界也兴起了一轮反思纯文学的思潮。除了理论本身的推演之外，对于当下文学批评而言，有关文学性或曰纯文学的重新思考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集中体现在修复文学与历史的有机关联的可贵努力之中。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曾经有过的“回到文学本身”的价值诉求是一种合理的历史反拨，而1990年代文学对于历史的主动或被动的规避则有着不同的时代内涵。虽然这两轮文学疏离历史的意图均无法在实际意义上隔绝时代生活，甚至还不乏与历史脚步的应和，但无论如何，文学经过一次次拒绝历史的躁动之后，作家与身外世界之间的有效的对话关系正逐渐淡化。文学固然不能也无需一直保有所谓“轰动效应”，但无法向时代生活发言、失落必要的历史品格，这也并非文学应有的样貌。正如不少批评家已认识到的，纯文学的吁求从20世纪80年代的革命性呼声转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缺乏生机和力量的空洞与自满，这种情形实际上已经有悖于当初追求文学自主的作家们的初衷，他们从来都不缺少历史激情，当文学追求现代意识的脚步与现代化的时代潮流紧密合拍之时，中国作家的文学自主呼声实际上正是呼应历史进程的一种呐喊，他们是曾经的文学与历史蜜月期的亲历者。正是在此背景下，作家们在市场化全面铺展开来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疏离感和无力感就显得有切身之痛，不甘边缘化的弄潮儿们很快调准写作的风向标，身体与欲望叙事也一时引领了新的风骚。然而，在历史新变面前，文学艺术的直面勇气和超越性体验的能力却迟迟不能见诸作家们的创作实践。批评家们正是从已经变得虚妄的文学性入手，力图恢复和重振当下文学的历史品格。其实，从理论上廓清文学性的历史属性并非复杂的难题，现代意义上自主的文学概念在西方不过1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自然更短一些。即使这一所谓自足自主的文学观，也正是宏大的“现代”建构的一部分，现代文学正与启蒙、个人、自由等现代思想同调。当然，借用周作人的说法，载自我之道，亦为言志，现代文学由此也可视为言志的艺术。无论怎样，文学性无法真正与历史相剥离，其产生与演化均应置入历史之中方能求得解脱。具体到当代中国文学的语境中，不少批评家瞩目于“底层写作”所能带来的相关启示，将文学与时代生活重新对接。也许，人们从中更加看重的是底层写作面对眼前这个复杂现实时的态度，作家们自觉站在弱势一边，目光对准时代风尘遮蔽下的底层人物，没有高歌猛进的声调，也不寻求当年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式的“分享艰难”的可能，这一次是真的立身底层，直面我们这个复杂的现实世界。当然，只有历史关切和道义情怀并不能成就一个文学性充盈的文本世界，批评家们毕竟在这些底层写作中发现了苦难叙事的诗意呈现、人性书写的多重真相、历史边缘的解构力量。批评界的这场文学性反思让文学重归历史生活，同时也揭示了文学自身生长的持久动力源——不是拒绝和疏离历史，而是始终与历史保持有机的对话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