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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密切尔在其“再版序言”里特意甄别：“相对于军队、警察、政府和企业的意义而言，风景的权力是较弱的一股力量。风景在人身上施加了微妙的力量，引发广泛的、可能难以详指的情感和意义”。但书的尾篇，作者罗伯特·伯格·哈里森似乎把风景“神话”为我们世俗生活的“开始”与“结束”——在“地方/土地”等同“风景”的语境之下，他所诠释的风景权力已然强大如同人的命运：“……我们的存在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建筑行为(building practices)，因为我们被抛入的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被建构的世界。我们以周围的事物来衡量自己的存在，而我们周围的事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在这里，千百年来，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所发明、传播和挪用的“建筑行为”既成就了我们栖居的屋舍/别墅、取食的田庄/林地、贸易的城镇/港口、交流的广场/公园，也建造了各种各样我们意欲逃离的“监狱”——从非公民不得入内的希腊圆形剧场到中世纪的疯人院到18世纪的殖民地到20世纪的集中营劳改营流放地到生态灾难之地……以我的理解，海德格尔谓之的人是“世界之中的存在”，其实也可转述为人是“风景之中的存在”。至此，一直运行于文化研究轨道的风景研究与哲学研究并线合流。 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萨义德之“虚构、记忆和地方”堪称其恢弘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体系的最佳范例(之一)，示范人文和社科领域大热的议题“记忆和虚构”如何拐进人文地理学的擅场，而复杂的国际政治和历史政治的叙事如何落实在对地面、土地、地方等的细察和思考。这也是为什么在我的《风景与文学》讨论课上，此篇被列为基础阅读的“基础之基础”。在萨义德看来，与中东死局缠绕而生的记忆及其记忆之再现所涉及到的身份、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权力、权威等诸多复杂问题是可归约到一个“叫做东方的地理空间”的讨论上来的。他将东西方延绵不断的冲突(宗教、文化、政治等)描绘为“两种地理想象之间频繁紧张的冲突”。萨义德建议：“我们可以钻到关于冲突地区的报纸头条新闻和反复还原的媒体报道背后，在那里发现一种比我们经常谈论的那些更耐人寻味、更加微妙的冲突。只有了解这种地理(尤其是风景)与历史记忆和一种引人注目的虚构形式的特殊结合，我们才能开始理解冲突是持续存在的，要解决它是非常困难的”。在我读来，这已不是地区冲突的个案研究，而是当代世界的悲观寓言。一切正置身于或卷入冲突的国家和民族，对于某个主权争议地区，如耶路撒冷、克什米尔、克里米亚、南海诸岛等，他们都会坚定地主张“重新找回一个集体(或共同体——书评者补充)的历史真实的权力”，而这样的权力总是与其创造、发明、复制的地方想象或想象的空间占有联系在一起。这一理解，可与《风景与记忆》一书互为映照——在那本书里，西蒙·沙玛引领我们走进立陶宛森林，穿越条顿林中小径，掬饮尼罗河与约旦河的圣水，登临拉什莫尔和阿尔卑斯巅峰，追寻那些由地方想象、想象的空间和记忆术(其实也就是权力话语)精心构筑出来的“神圣的风景”或风景神话，而任何一处“神圣的风景”，总是(或大部分是)屠杀、战争、排外运动的起因和归宿——关于这一点，密切尔的“神圣的风景：以色列、巴勒斯坦及美国荒野”一文有精彩的论述：“神圣的地方是人类被逐出的天堂，是被玷污的圣土，是为履行的诺言，是被诅咒的福地。这反常的逻辑似乎是神圣的风景从上帝的馈赠变成了一尊要人献祭的污秽偶像。神圣的森林则用血液浇灌，圣神的土地则用人的骨肉施肥。巴勒斯坦/以色列——三大宗教圣地，几千年征战、十字军东征和圣战的目标之地，已经经历了用鲜血圣化的进程。科索沃、爱尔兰、美洲、南非和世界上无数其他的“应许之地”用不同程度的暴行和宗教狂热，效仿了这一逻辑”。由此而知：萨义德的悲观寓言由强大的历史现实支撑，不会因我们对风景的理解而得到化解。 如果风景因帝国的兴起而出现(根据米切尔的观点)，因工业革命而被“发现”(根据马尔科姆·安德鲁斯《寻找如画美》)，因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普及与深入而成为“旅游商品”、“必需品”、“奢侈品”，那么，到了21世纪，在信息工程技术已经能够把我们推进盗梦空间，导回侏罗纪仿真景区，送上星际穿越航程，风景依然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现象和最迫切的议题(之一)，衍生出来的问题，也许已在米切尔诸人借鉴并发展的福柯-列斐伏尔-塞图的权力话语覆盖之外，《风景与权力》尚未涉及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