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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下旬，我去四川考察了陈子昂读书台、杜甫草堂和李白故里。我再次深切地感受到古代文人由于缺乏独立人格而遭遇悲剧的共同命运。他们虽然都有出色的文学才华，也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但多半志不在此，而是要“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他们或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或者 “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以诗道比机智，比才气，比学问，最终无非是“心知不得载行事，俯首刻意追风骚”。诗文只是他们通往仕途的一种手段，出仕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无论是“穷”还是“达”，他们的心中和背后总是站着仕宦的影子。 由此看来，古代中国作为诗的国度，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艺术成就，但从其背面或反面来看，这种成就恰恰是对文人或士大夫们在现实政治中的失意甚至失败的补偿。进而言之，“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诗歌的幸运以国家之不幸为巨额代价。文人或士大夫们以非理性情感的所谓诗意眼光看待社会和政治，这除了让他们在官场政治的潜规则面前显得迂腐和幼稚，屡屡碰壁和不得志并由此在他们身上激发出更强烈的诗情和更明显的自恋情结之外，对现实人生和社会政治生活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的各个管理阶层均出自文人或士大夫，但这些人只能在既有的“穷”、“达”循环模式中终了一生，而不能对这种模式形成反思性的认识，更不能跳出这种模式来思考并寻求更好的制度框架，由此只能导致整个国家统治和管理方法的单调重复和恶性循环。其原因在于，文人或士大夫们最多只能意识到摆脱官场权贵的自由，这种摆脱外在有限事物的自由并非真自由，而是伪自由。另外，他们又把目空一切和为所欲为的狂狷误认为是自由，这同样是一种反社会的或绝对个人主义、极度自私的伪自由，其结果就是使文人们要么认同官场的潜规则而如鱼得水（所谓的“达”），要么不认同这种规则而出离官场甚至社会（所谓的“穷”）而变得离群索居甚至反社会。他们把实用主义的官场政治与一个好社会赖以维系的政治学混为一谈，在进入官场时，他们认同官场政治，在逃避官场时，他们实际上同时也回避了社会政治学 （哪怕是思考的可能性）。作为中国官场庞大后备资源的文人或士大夫们，从来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和胆量跳出官场来思考怎样改善这种中国式的官场政治，也想不到是否存在着另一种可能的政治学，让他人和自己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也只能是文人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和空想。他们不能明白政治不是让人过生活而是要让人过上好生活并且为这种好生活提供根本的保障，这就使他们在“穷”时也没有能力、没有胆量和勇气做任何独立的思考，在“达”时更不可能有根本的创新性举措。在他们那里，忠君（愚忠）和颂圣实际上是一回事。换言之，他们没有像古希腊先哲那样明确地把理性原则纳入政治生活，没有意识到只有在国家和政治生活中，个人才能自我实现并且成为完整的人；他们没有意识到独立人格的重要性因而更不可能建立起独立的人格，因为人格的独立需要个人觉识到自己的理性，需要理性的自我约束和规训。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苛求于古人，而是希望通过对他们的反思来观照今人。现代社会的公民首先是具备独立人格的人，这在主观上需要我们的主动觉识和自我规训，甚至需要我们在精神上的自我陶冶和漫长的自我修炼；在客观上需要有允许并且尊重每一个人的独立人格的文化。只有具备独立人格的人才可能选择好的制度并建设好的国家，因为“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只有我们后人充分地意识到独立人格的重要性并且努力建起独立而健全的人格，才能避免人格悲剧的不断重演以及后人复哀后人的恶性循环，正如“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